女性社區工作者特輯捍衛日出之地
撰文／廖嘉展
在花蓮，各行各業女性走上街頭，掃馬路、回收資源、抗議工業污染與生態破壞，解構了男性英雄主義。
民國八十七年九月二十四日，我在花蓮的採訪已近尾聲，得著肺腺癌的已退休老師陳文蘭，剛從台北做完化療回來，幾天來難得的好狀況，讓她有一點力氣掀開花蓮環保運動史的扉頁。
陳文蘭是環保聯盟花蓮分會的創會會長，她說，民國七十八年，台肥打算在花蓮興建TDI（二異氫酸甲苯）廠時，因為印度的「波帕爾事件」，是與TDI同屬異氫酸鹽族的MIC（異氫酸甲酯）農藥廠所造成的，兩者毒性類似，「波帕爾事件」引起重大的傷亡，讓波帕爾宛若死城的教訓，引起花蓮人極大的恐慌。
不要搞得連退休金都沒了！
一群知識份子，他們有老師、有醫師、有神父。他們到處去辦說明會，動員很多人到每一場的村里民大會，向社區民眾說明並呼籲反對。剛解除戒嚴不久的台灣，很多尋常百姓提出質疑，「怎麼能反對政府？」花蓮某縣議員甚至罵他們是「共產黨」，說環保聯盟是「叛亂組織」。
在學校裡，校長冷嘲熱諷地說：「我們學校不是每天在做環保嗎？還要跟人家搞什麼環保組織！」有人警告她：「要小心，不要搞得連退休金都沒了！」
當做交通工具的偉士牌機車，汽油箱被放沙子；晚上在電話中，被不堪入耳的話語騷擾。這都沒有讓她退縮害怕，坐在家中的客廳，從層層的回憶中，她深深感受，「其實是參與這個組織，我才重新回頭認識自己的故鄉！所謂的愛花蓮就比較踏實。」
陳文蘭老師的同事高淑芳，也是環保聯盟花蓮分會的草創者之一。在和美國籍夫婿一起開設的紐曼烘焙小館內，坦承當初參與的心情。那時候，民進黨剛成立，她是懷著害怕、恐懼的心態，並且極力阻止「綠化」，只要一提到民進黨就覺得是壞蛋一個。
「從小的教育在告訴你：生命的意義，是在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生活的目的……。可是真正輪到自己的時候，卻不知道生命到底要幹什麼？」對生命開始有質疑的高淑芳決定辭去教職，在民國七十八年到歐洲去遊學。一個有著良好口碑的數學老師的舉動，讓大家錯愕萬分，「連我媽都覺得這女兒只能用『瘋了』來形容。」
花蓮一直在退步當中
對高淑芳來說，一直以為雕塑就是國父遺像、總統遺像，到了法國、義大利，看見那麼多各式各樣的雕塑，才真的讓她瘋狂、震撼，然後發現別人的生活竟然這麼不同於自己的生活型態，「才會開始反省」。
在巴黎，高淑芳看見白天遭受過觀光客蹂躪的城市，清晨三、四點開始洗街，隔天又乾乾淨淨；有一次，身患小兒麻痺的她，在凱旋門前，沒有從斑馬線穿越馬路，結果所有的車都停下來，「當時，我心想，他們大概是看到我身體的不方便吧！」後來她發現，也有人像她一樣穿越道路，車子還是同樣停下來，「我感覺到，生命的被尊重。」
去國三年，高淑芳在法國與來自舊金山的藝術家邁可•紐曼相戀結婚，懷孕後，與三十年前就曾來過花蓮的夫婿，一同回到故鄉待產。
他們一起到七星潭看清水斷崖，「每次，還是忍不住歡呼，這麼美的藍。」但是，紐曼一路走來，看見海邊的垃圾、無人聞問的棄土，紐曼卻忍不住地向新婚的妻子說，「舊金山也有很美的港灣，但我知道，十年後她還是會是那個樣子，但我不知道花蓮的海灣，十年後還會不會是這個面貌？」
「花蓮一直在退步當中，」這是高淑芳返鄉六年來的感受。「我看到的那種退步是蠶食鯨吞的方式，那裡一點，這裡一塊的破壞、消失……」
我不應該缺席！
民國八十年，住不慣台北的鍾寶珠，回到花蓮來創設陶藝教室，一天只上一堂課，其餘時間都花在對寺廟、原住民與自己客家族群的田野調查。民國八十二年，在產業東移的政策下，政府計畫開發和平水泥專業區，引起花蓮有志之士極大的震撼。
這段期間，鍾寶珠已積極準備代課老師的筆試，八十二年的七月二十八日是報名的日子。這一天一大早，她在陶藝教室外掃地掃了一個鐘頭，邊掃邊掙扎，是要去報名參加考試呢？還是要跟大伙去縣政府抗議？
「我不應該缺席！」鍾寶珠毅然決定放棄報考代課老師的機會，參加抗議的活動。縣政府的門前佈滿鎮暴警察，讓一直在環保聯盟外圍「旁聽」的鍾寶珠，感到相當的震撼。看見這景象，讓她躍上宣傳車，到街上去號召更多人到縣政府來抗議。在鍾寶珠還沒來得及號召更多人前來時，肅殺之聲突然響起，靜坐在地的老師們、教授們、文人們、主婦們一一被驅離。
「明明知道是蚊子叮牛角，」但是，想著花蓮一大片美麗的港灣要變成和平水泥專業港，「拿老百姓的錢去為企業建一個專業港，有違社會公平正義的原則，」陳文蘭這麼認為。拉抬她的警察並沒有嚇退她的念頭，卻反過來控告她傷害警察、妨礙公務，法院判她三個月的有期徒刑。她拒不服刑，也不易科罰金，法官只好改判緩刑三年。
污染就在我家後院
這之後，為了追求過比較符合創作型態的生活，在民國六十九年搬來花蓮定居的作家林蒼鬱，接起環保聯盟花蓮分會會長的差事。鍾寶珠被大伙網羅擔任總幹事，不僅是義務職，連她的陶藝教室都提供出來做辦公室。
繫著馬尾，圓圓的臉龐，說話不時露出迷人的小酒窩，嬌小的鍾寶珠卻扛起東台灣後山的環保重責大任。關心環境的人士認為，和平水泥專業區根本不應該設，因為它的污染很大，整體花蓮環境一定會受到很不良的影響。
「反和平水泥專業區，我們可以說是孤立無援，」鍾寶珠說，花蓮人都不敢參與，甚至還把他們當做毒蛇猛獸。大家不會去反省我們的水泥是否用太多了？台灣是否要有個水泥總管制量，每年削減水泥使用量，藉以要求公共工程能一百年、兩百年經得起考驗。「這個部份是很難和花蓮人溝通的，因為看不到，因為污染不在我家後面。」
民國八十四年，位於花蓮市區東北方美侖工業區內的台泥三號窯藉著汰舊換新而擴廠。花蓮人立即面臨污染就在我家後院，而且是水泥院，花蓮人開始警覺到，政府說污染要集中一地，是一個騙局，「花蓮人很生氣，對環保聯盟的觀點和看法，好像在一夕之間改變。」鍾寶珠欣慰地說。環保聯盟、環保工作隊、日出小組、新象社區交流協會、鳥會等各民間團體，共同組成「反台泥聯盟」，持續地抗議。
有一點被啟蒙的感覺！
花蓮，台灣日出之地。
有一群關心花蓮美育環境的人們，他們以「日出小組」為名，沒有正式的組織，在環保運動最敏感的時刻，仍然站在前線。她們以從事教職的女性居多，她們在街頭演講，向過往行人傳達環保的理念；官方在開說明會的時候，他們在會場的最前面，走來走去，若無其事的舉牌抗議……。
曾在輔大應用美術系教過八年書的潘小雪，是日出小組的重要成員。在輔大時有一次，學生們參與反人二室的抗議示威活動，專研美學藝術史的她，被學校派去勸阻學生。她看見學生在台上輪流演講唱歌，學生們的訴求非常清楚，她被學生們的熱情感動了，於是捲起了袖子跟學生們一起寫大字、畫海報，「有一點被啟蒙的感覺！」乖乖牌的老師，自此被認為天生反骨。
民國八十五年底競選第一任民選總統的李登輝來到花蓮，「我們希望李登輝加入我們一起反台泥！」鍾寶珠說。於是，她與一群人一起到李登輝的花蓮競選總部外面拉布條。抗議結束，她立刻趕到屏東辦事。這個時候，警察打電話來給鍾寶珠的父親說：「你女兒很厲害，帶頭去鬧事……。」
沒有固定收入的鍾寶珠，僅靠一些稿費與研究費，萬把元就可生活一個月。這樣的女兒，並沒有受到父母的責怪，反而積極支持她的環保義工的工作。鍾寶珠的父親，向電話中的警察說：「我女兒做錯什麼事？這些事情是大家討論出來的，環保的事情，還不是為了我們的孩子好、環境好……。」使得警察匆忙地把電話掛斷；日出小組的女教授也接到「要小心一點」的警告；更有安全單位的人要調查高淑芳和她的先生紐曼。
真歹看！
反台泥運動捲起後山的風雲。想著那被開腸剖肚的山頭，「誰有權利來蹂躪我們的土地？」反台泥的過程，只有讓高淑芳更堅定自己的想法，不管自己的工作多忙，絕對會放下工作來挺到底。
然而，力量並沒因此而夭折，進而發出動員通告：「花蓮是台灣最後一塊淨土，是生養我們的山水之鄉，我們要以自然、觀光、文化、學術、醫療建立富裕的家園，反對任何破壞鄉土的污染產業。」這力量的擴散，激發出「護守花蓮•堅拒台泥──九一四黃絲帶之愛」五千人的反台泥大遊行，遊行結束，不願散去的三十多位反對人士聚集在縣政府的前面靜坐，他們在那邊唱歌跳舞。這些人都是文弱的書生，他們有校長、教授、老師、作家、醫師，也有家庭主婦。安全單位調來三百多位鎮暴警察，連消防車、鎮暴車也在旁警戒。
民國八十五年九月十六日凌晨五時，四百名鎮暴警察開始強力驅離，連行動不方便的高淑芳也沒被放過。「當時，我非常的害怕。心想，這中間如果有什麼差錯的話，年幼的孩子要怎麼辦？」手腳被抓著，旋在空中的高淑芳，仰著的頭，眼睛被汗水鹹著，眼痛難睜。
被警備車載離的人們不一會兒又集結回來，直到九月十八日晚上六點到八點，在大雨滂沱中舉行靜坐一百晚會，宣示完成長達一百個小時的靜坐抗議活動。高淑芳狼狽的樣子被電視台拍了下來，在電視新聞中播出，不敢也不會參加抗議的親戚們看到，紛紛打電話來說，「真歹看！」
反台泥事件，成為花蓮有史以來最大的社會抗爭運動。
千古不可回復的破壞
「環保所帶出來的議題，是花蓮發展的歷史宿命，」土生土長的花蓮師院鄉土教學資源研究中心主任姚誠說，面對抗爭，其實花蓮人是很陌生的。去台北的工業局陳情，連警察都看不過去，還跑過來說，「布條不是這麼拉的！」然後加以指導。對姚誠來說，累積多年的童年記憶，在這十年間，一不經心瞬間被夷平，環境的改變觸動人的思考，「花蓮的發展能不能走西部的過度開發的方式？」一直是花蓮發展的盲點。
姚誠指出，花蓮是個失去記憶、又沒有自己歷史的都市。花蓮，台灣的後山，一百三十年前才有漢人入墾，很多移民是逃難來的，歷史的記憶是在雲林，是在新竹，在苗栗，在宜蘭，在美國……，二次移民的社會，缺乏土著化的過程，多數的花蓮人對這塊土地沒有感情，正透過環境的危機，正催化著「花蓮人」的意識。
姚誠不諱言地指出，對舊移民來說，一切的美好都是天生的，在窮困、匱乏的苦日子裡，他們渴望的就是「開發」；但當代新移民，他們是追求他們想要的，才千里迢迢地來到花蓮，他們渴望一個適合人住的環境。而新舊移民間的衝突的矛盾，在濱海的台十一線公路拓寬上，看得最清楚。
荒野保護協會花蓮分會會員黃雍熙、廖惠慶夫婦在八十六年農曆過年，舉家回到曾經任教過的東海岸，準備歡喜地過年。但是沒想到，原本看來幽雅舒適的海岸公路，卻被因拓寬而破壞得醜陋無比，因而結合荒野的朋友，一起陳情。
來自西部的荒野保護協會花蓮分會會長廖美菊指出，台十一線的交通流量很低，行車在公路上可以用「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來形容。但是眼見著西部道路一條一條地拓寬，當地民眾就有人說，政府不重視他們，把他們當做二、三等國民，地方民意代表更以此為挑逗民意的幌子，「開路」就成為地方的民意。但是，施工單位為了規避環境影響評估，採取分段施工方式，生態、景觀的因素沒被考慮進去，只用工程的眼光挖路，對於千古以來的美景，產生不可回復的破壞。
民主政治發展的危機
台十一線連過年都很少塞車，兩側腹地狹小，土地貧瘠。廖美菊說，像桂林這麼貧瘠的地方，她賣的就是靠景觀、風土民情所形成的觀光。路開大了，觀光客一路飆到台中、台北，就不會在當地消費。如果要留得住觀光客消費的話，要改變的不是這條路，而是如何突顯當地的文化特色，讓人家來的時候有不同的東西看，「可是，整體的配套就是沒有這個東西，真正的著眼點就是炒地皮。」
「其實，我覺得社區工作真正的問題並不是在於生活的困難，而是心智上的那種理性。」廖美菊指出，開協調會的時候，某縣議員公開宣稱：「我什麼都不想說，錢拿來就對了……」她說，民意代表和地方政府為了選票，為了「經濟利益」，才會有這些錯誤的決策。中央為了選票，向地方妥協，不會說話的環境就這樣被犧牲掉了。在拓寬的預算被立法院凍結後，縣府動員全縣的民意代表、村里長到台北去抗議，反對者沒有發脾氣、沒有示威、沒有罵人、沒有抗議，反倒是要做的人去抗議遊行；「當我們碰上這種事才發現，我們的民智還未開啊！由這裡也可以看到民主政治發展的危機。」
價值觀和意識型態的戰爭！
這些北上抗議的包括阿美族的原住民朋友。長期從事環境、海、社區研究的鍾寶珠覺得有一股很深的的悲哀與悽涼。除了公路被不當拓寬之外，每年祭典必需和海溝通的阿美族人，現在面臨的是，海已被巨大的水泥消波塊擋住，他們沒辦法親近海，「一個活生生的文化就要在我們面前消失。」
民國八十三年，鍾寶珠參加東昌村阿美族八年一度的成年禮，地點就在阿美文化村的沙灘和外海，可是現在這一帶的海岸全被消波塊佔領了；民國八十七年，新社的海祭，年輕人蹦蹦跳跳就跳上消波塊，可是老人家望著無法攀爬的怪物，難掩的挫折與失落，「跟我們的地方政府和媒體講，他們根本聽不下去。」
「你們什麼都要反對，那麼花蓮的發展要怎麼辦？」難免有人會這樣懷疑。「花蓮十年來談的問題都不變，還是未跳脫環保與發展迷霧，」鍾寶珠說，花蓮的政治是走在權利與利益的分配上，花蓮的發展就是水泥化的發展，水泥業的擴建，河川、海岸的水泥化，說要發展觀光，卻一昧地破壞觀光資源，不曉得花蓮的主政者要把花蓮帶到那裡？「這是一場價值觀和意識型態的戰爭！」
在花蓮中學教書的廖美菊分析，台灣真正的問題還不是政治人物，而是全民的素養太差了，社區運動的困境也就在這裡，今天並沒有根除君權的餘毒，哪個人來照顧他，就是給他面子，把他看在眼裡，「因此，自主地獨立思考的理性就出不來。」
「或許還需要幾個二、三十年吧！」陳文蘭老師淡淡地笑著說，如果年輕、年幼的這一代沒有給他們一個概念，教材內容如果沒有有系統的教導學生：人的價值、環境的價值、人與環境的互動關係……，三十年後也未必可以改善整體的大環境。
教材是死的，人是活的。陳文蘭認為教育很重要，但是靠封閉保守的教育系統又緩不濟急；靠民間的自發力量，又陷於經費和人力的不足。環保意識還沒發展成全民醒悟運動的時候，真的需要有一些人像宗教家的精神，要花很長的時間跟社區的居民混熟，從日常生活中，把一些新的觀念給他們，所以由在地出發，然後再把環境意識搭進去，「實際上我們沒有這樣的實踐精神跟體力，可是，我覺得一定要從這方面做起，所以社區營造就很重要。」
台灣的垃圾淹頭殼
位於美崙中興路的久和洗染店，每到五點下班以後，店裡店外就開始忙碌起來。店裡，剛下班的人，來取回送洗的衣服；店外對街的資源回收站，也開始忙碌起來，下了班的義工，開始來整理回收的舊衣物和資源垃圾。有著大嗓門，心直口快的店女主人林翠雲，人們暱稱她久和姐（嫂），忙進忙出處理店裡店外的事。這個點是花蓮環保工作促進會在美崙地區的大本營。
民國七十六年，已開始在家裡做資源回收工作的張淑貞老師，所任教的花蓮女中要她擔任衛生保健組長。正好也有學生反應要做資源回收工作，「剛開始得忍受別的老師異樣的眼光，甚至連資源回收室都被趕來趕去。」她每天最早到學校看學生打掃，中午學生廁所不通也要處理，下午放學後，要檢查完資源回收儲藏室，每天回到家裡，累得躺在沙發上起不來。十一年過去了，資源回收已成為花女重要的傳統。
民國八十二年，在花女讀書的久和嫂的女兒，有一天放學回家，告訴媽媽說：「不要濫用塑膠袋！」經過女兒的解釋，她才知道塑膠袋燃燒後會產生「戴奧辛毒氣」，而且埋在土裡也不會腐爛。女兒是她的環保啟蒙老師，讓她加入在八十一年就已成立的花蓮環保工作隊（現在改名為花蓮環保工作促進會），開始從事資源回收的工作。
「台灣錢淹腳目，現在我看是台灣的垃圾淹頭殼，」直爽的久和嫂振振有詞地說，「我們的政府很無能，連個髒亂都治不好。」花蓮近十一萬的人口，每日的垃圾量有一百八十公噸。七星潭畔的垃圾場，是花蓮市垃圾史上的第一座垃圾場，延用近半世紀，已達到「超飽合」的狀態。濱海無護坡的垃圾山，風勢稍大垃圾便滑落太平洋，嚴重影響海域生態；約有二十公尺高的垃圾山，高度超過奇萊鼻燈塔三十公分，嚴重影響燈塔的導航功能，海上船隻安全岌岌可危。環保媽媽久和嫂第一次看見垃圾山的時候，竟被嚇哭了。
媽媽是社區力量的常備軍
現任花蓮環保工作促進會理事長的張淑貞說，北埔垃圾場使用不到兩年，就快滿了，比原定四到五年的壽命縮短一倍以上。花蓮市的新垃圾場如果以同樣的速度製造垃圾，一樣用不到五年。兩個孩子都已上大學的張淑貞，每天下完課，一身輕便的牛仔裝，穿梭在花蓮市區十個資源回收站，一百多個會員，有三分之二是媽媽，張淑貞說，或許媽媽們較能感受到環境與安全的壓力，每星期日早上八點到十點，義工們輪流駐站，所共同付出的力量十分可觀，「媽媽可說是社區力量的常備軍。」
八十三年四月間開始到社區宣導，這時已有男性義工加入，義工們分成三批，利用晚上挨家挨戶按門鈴說明，「有的住戶把我們當作推銷員，聽到門鈴，也不願開門，邊躲到樓上去，還有勞鄰長來喊話。」張淑貞老師說，花蓮環保工作隊就用最笨的方法走遍社區的每一個角落，而當時的鄰長也成為義工了。至今，已為花蓮減少近千噸的垃圾。
久和嫂對花蓮各單位從事資源回收的狀況瞭如指掌。她去縣環保局，發現連環保局都沒在做垃圾分類；會員趙文通把回收的觀念帶到花蓮火車站，使花東線鐵路成為鐵路局垃圾回收的先驅。國中國小有在做，但不徹底；花師有一社團在做；東華大學沒做；慈濟醫學院有做，「要把環保工作列入評鑑校長的重要項目，」久和嫂義憤填膺地說。
八十三年的一天清晨，久和嫂照例起來打太極拳，剛好遇見一群日本觀光客早起遊街，但是回頭一看，滿街的垃圾，讓她覺得好丟臉。第二天，她以掃街代替打太極拳，帶著掃把和畚箕，從家門口掃到五百公尺外的亞士都飯店。第一次出來掃，不好意思抬頭看別人，「掃完回頭看，馬路很乾淨，內心很歡喜……」每天早起掃馬路，就變成她的新式運動。
社區如果要活起來……
也是住在美崙的張淑貞老師，幾乎同時，也在自己的社區松甫居撿垃圾，撿到一、二百公尺外，經過幾個月，鄰居開始發現撿垃圾的人居然是張老師，有人建議她發動大家一起來打掃比較快。一個星期日的上午，剛好里長經過，張老師就邀請里長：「什麼時候來掃街啊？」沒想到里長爽快地說：「今天下午三點就來做！妳來聯絡！」
張淑貞就挨家挨戶去邀請，有的用電話，有的按門鈴，那一天下午三點前，她內心忐忑不安，不知會不會有人出來。結果三點一到，幾十個鄰居帶著小孩子一起出來掃地，對張淑貞來說，住在這兒八年來，鄰居們能夠一塊打掃，並話家常，那份高興，真是無法形容。現在，松甫居社區居民經常掃地、種花、除草以及辦餐會。八十四年起，發起「美崙清潔日」，往後固定每月最後一星期的星期六下午三點到五點舉行社區掃街活動，久和嫂把附近的中信飯店、美崙飯店也找出來掃街認養街道，三年多來，從沒間斷。
影響所及，現在有很多歐巴桑每天在掃馬路。而且大家都有感覺，親身掃過地的人，絕不會丟垃圾。
義工之間也產生很好的感情，中秋節餐會三百多人一同參加，一個家庭提供一道菜，久和嫂把社區內不同宗教的「教主」都請了過來，除了餐會，環保工作促進會還辦跳蚤市場。「社區如果要活起來，要去動它；每一個人出一點力量，力量就可觀，」久和嫂很有自信地說。而她的洗衣店更成為資訊的交流站，演出節目單、遊園券寄賣、活動通告……，應有盡有。甚至，義工的媽媽過世，義工們去幫忙助唸，連儀式也都是義工自己負責，沒有道士，沒有噪音，沒有污染，又省錢，「喪家很感動，也很感謝」，一度還使久和嫂想開一家既環保又莊嚴的葬儀社。
民國六十九年遷居到花蓮來隱遁，後來卻成為花蓮社會運動開創者的林蒼鬱，自我反省指出，當從事反對運動的人開始得到權利，開始爭地盤，開始出現角頭，開始爭權奪利，開始鬧兄弟之情變成權利鬥爭，他們都太低估那活著的價值，男性在這個價值崩潰之後，女性出現了。女性在進入這個領域的時候，她們的方向是跟男性不一樣的，她們更有生命力、更韖韌。女性們的情感一直是不中斷的、溫厚的，基本上她們較易擺脫男性社會名位像事業在經營的位置；「男性被生活打倒，被那種綿密的人際關係拌住，然後呈現花蓮社會運動的特殊現象：靠女性打天下！」林蒼鬱說。
花蓮最奇妙的事！
兩次號召五千人的反台泥示威大遊行之後，讓執政者不敢再讓污染的產業進來花蓮。林蒼鬱說，「當女人走上街頭的時候，男人就不可以在女人的面前耀武揚威，男性的英雄主義在這裡被解體了，男人只是花瓶，這是這幾年來花蓮最奇妙的事！」
眼見新移民和舊移民間沒有對話；體會到激進的路線不被民眾接受；在民國八十五年成立花蓮新象社區交流協會的陳麗雲，希望能回到社區工作的原點：做社區工作是愉快的，是朋友同行的心態，在這過程中重新回來教育民眾。她希望能喚起更多人關心社區，成為社區的朋友，並引進資源的交流，建立起居民、社團與政府間的互動關係。「結合認真生活的人，從最簡單的做起。」陳麗雲這麼想。
要改變一個人很難，更何況要改變一個社區。因曾共同參與救援雛妓，因此與陳麗雲結緣而成為戰友、伴侶的曾泰源律師說，「人的素質不提升，社區的改造不是五十年、一百年可以解決。」夫婦倆一起出錢出力，支持花蓮的社區工作：「能造就一位優秀的社區工作者出來就值得。」
愛故鄉是很自然的事
「截斷眾流，隨波逐流」，陳麗雲期待自己不要依附在任何人、政治、學說與信仰之上；希望有足夠的智慧反省自己，然後順著自己生命的波動，沒有抗拒，更加以歡喜、謙卑的心，恆久堅毅如滴水穿石般從事社區工作，幫助需要幫助的社區。
「花蓮的確是個非常美麗的地方，」這是讓三十年前就曾來過花蓮的紐曼和新婚的太太回到花蓮故鄉定居的理由，暫時放下廚房的工作，繫著圍巾的邁可•紐曼說，令他不解的是，花蓮人的夢想是什麼？人們會因為有水泥業，有火力發電廠，而為這個城市感到光榮嗎？「中國文化很重視面子，二十年以後，整個花蓮被蹂躪之後，你的面子要擺在何處呢？」
一個美國人和他的愛人，在花蓮做著精緻的法國餐，他們提供一處人們可以放鬆下來談天、喝咖啡的地方，希望讓花蓮人有另外一種不同的生活方式，在聊天中，聊出社區的意識，聊出人們對花蓮的期許。「我們如果要賺錢去開補習班最容易，一個教數學，一個教英語，可以打敗天下無敵手，可是，我們卻選擇一個最辛苦的方式。」
「只追求經濟的成長是種迷失，高消費帶來高污染、高慾望，如果大家回到比較自然，比較踏實的生活，人與人有更好的互動，家人可以常聚在一起……」氣弱游絲的陳文蘭老師，穿著反核四「為下一代而走」的T恤堅毅地企盼著。
她期待，到那時候，不論新舊移民都能認同，「我是花蓮人，所以愛我的故鄉，是很自然的事……」相信，很多紛爭都會化於無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