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社區工作者特輯大海的女兒回家了
撰文／顏新珠 攝影／顏新珠
張詠捷揹著相機，在身上，也在心上，點點滴滴記錄下澎湖即將消失的景觀、褒歌與俗諺。狂野無情的風吹在回鄉的路，她孤身一人，踽踽獨行。
夏日，這海島絲毫不加掩飾她的迷人風情，天人菊兀自綻放，遊客恣意穿梭在澎湖的巷弄、島嶼間。一望無際湛藍的海在海島的四周綿延伸展，缺少那驚濤駭浪，獨特的靜謐像張開雙手的母親，可以擁抱，可以撫慰，可以療傷。
有槳櫓咱就會當再出海
「公啊！今日天明朗朗，海對面的細塊島敢是望安？」夏末的黃昏，海風輕拂，張詠捷和她最會捕魚的清河公相依坐在澎湖山水村的堤岸上。堤岸後方三間並列的鋛𠗟石古厝，是她阿公和兩位叔公所蓋的。
民國三十五年，三十二歲的吳清登（入贅張家，慣稱清河公）為了給妻小一個家，一個人拿著大鐵鎚在山丘上敲下一粒粒石塊，再從海裡撈起一顆顆的鋛𠗟石，儲存了四年，用了一千牛車的石頭，一塊塊疊造出自己的家。
「當時大家生活較散（貧困），攏住低厝仔，是阿公有能力，才有辦法起新厝，石頭是自己摃的，沙子是阿公自己𣿅的，買杉仔料、請師傅，攏是阿公討海賺的！」八十四歲的清河公望著大海款款而談。
「我以早有四、五隻舢舨，這陣沒在掠魚，槳櫓攏收起來；等時機若倒轉來，魚若偎過來，槳櫓和舢舨就會當再牽出來。蕌仔魚（炸彈魚）若來，歸群聚做夥，海水是紅赫赫！」提到昔日打魚的情形，腰間穿戴著鐵衣的清河公總是興緻高昂。
老人對海的渴望，並沒有因為長年在海上打拼所換來的腰骨酸痛而消失。在機械馬達還沒成為船舶主要動力前，槳櫓，是漁人最重要維繫生命的工具。那些槳櫓有的是他一支支請師傅做的，有的是他自己搖著槳櫓到小島上跟人交換來的，有的則是探聽到有漁夫去世，沒人再用而把它買下扛回山水村的。
擅長捕魚的清河公在他六十六歲時，還捉了三萬多斤的漁獲；隨著漁源的枯竭，在七十六歲那一年，捉了近萬斤後就結束捕魚的工作。「我一世人攏在捉魚，阿公若百歲年後，這櫓不通毀去，汝要好好保惜下來，海是無時無陣，魚毋知什麼時陣會再來，有槳櫓咱就會當再出海。」老人依舊望著海不忘叮嚀一旁的孫女說。
清河公育有四女和五子，在「討海的沒出脫、有路用的攏出外去打拼」的想法驅使下，沒有一個兒子繼承他的衣缽。在山水村的海堤上，他經常一個人一坐就良久，只是望著大海，在他流著海洋的血脈裡，多渴望能再一次出海！「為君割吊堤仔外 堤仔外口是一垺沙 手指金金拔妹掛 堅心對君較快活」或許海浪拍擊的聲音，喚起他和妻子年輕時牽罟相褒的情境吧！海，是他一生的回憶。
當如稀眉的上弦月驀然出現在天際，夜，悄然地走來。老人抬起頭望著星空，對著他的孫女詠捷說：「『月娘四正無風無水』，掠小管的船又出動啦！」
澎湖，是她的最愛
民國五十二年出生於澎湖的張詠捷，是台灣少數傑出的女性攝影創作者，攝影之於她，是自然的、喜悅的，是完全發自於內心的快樂。
「我什麼都不懂，但我知道，去看看大自然；看銀合歡在強風中的枯萎，看龍舌蘭的挺立，看海的浪濤，看雲的不拘形式。自然，我愛自然的無拘無束。」民國八十年以〈趙二呆〉專題獲雜誌類攝影金鼎獎的張詠捷，她的作品散落一股純真的氣質，她的影像直觀能力很強，如攝影散文，自我的、感性地接受生命裡的各種訊息。而她的家鄉──澎湖，是她的最愛，更是她感情和創作的不老泉。
張詠捷的父親張再上，在十三歲那年，離開了山水村的老家，來到馬公打天下。「從燒酒公祖到清河公，世世代代在風浪裡博命的討海生活，一直是父親心中的沉重。」為了改寫家族命運，為了不讓張家的男人，永遠被沉重的槳櫓壓得抬不起頭，「從我小時候，他就一直忙著他的事業，身為長子的爸爸，忙著努力讓他的家族不落人後。」張詠捷淡然地描繪出對父母、對兄弟、對朋友全心付出的父親的形象。
而她的童年，大半跟阿公和阿媽留在山水村的老家，整日悠遊在大海和阿媽之間。黏在阿媽的屁股後頭，跟著她上山去拔土豆，看著她曬蕃薯簽；隨著阿姑上山去拔風茹草、爌蕃薯；天熱時，剝開紅紅的仙人掌果子，吃得滿嘴變胭脂色；當山水村的大人們忙著牽罟捕大魚時，她和同伴們就帶著阿公的網竿，追著滿天亂飛的「田嬰」（蜻蜓）；晚上時看著阿媽提著「籧篨」（高而扁的草籃可以裝物），站在海邊等著清河公搖櫓回來；躺在鋛𠗟厝的「磚棚」上，看著滿天的星斗，央求小姑姑一次又一次講虎姑婆的故事。
山水村的沃野，飽滿了她「心靈的方舟」。每天閱讀風、閱讀海、閱讀自然，有意無意間，張詠捷獨漏閱讀學校的功課。高中時數學老是拿零分，升大學是遙不可及的夢，在她高中畢業後，就在父親所開設的彩色快速沖洗店工作。
相機，成為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份
看店上班讓張詠捷有機會接觸到「攝影」這檔事，也逐漸激發她拍照的行動，她一方面向攝影前輩請教，一方面努力自學。攝影門外漢的張再上對女兒放著家裡現成的彩色快速沖洗不用，還自討苦吃拍攝黑白底片，一個人窩在房間內沖放照片，更是百思不解。
「那時整個攝影觀念還不是很清楚，看到從台北來，留著兩撇鬍子的婚紗攝影師，以為那才是大師，那才是攝影唯一的路。」張詠捷一度到台北學習如何拍攝婚紗照，並開始籌設婚紗攝影店。由於家裡預備給她開設的店面，一時還沒辦法收回，她就利用這空檔期每天背著相機跑澎湖，到村落裡看四時的運作，看漁夫抓魚，走在海島的土地上，傾聽在風、雨、海刻劃下那佈滿歲月皺紋的故事；對拍過許多沙龍照，得過大大小小獎項，逐漸在攝影上展露才華的張詠捷，在她心裡開始反省「到底攝影要追求的是什麼？」在接觸真實的自然的東西後，她逐漸揚棄人工的、塑造的拍攝方式，也終結想成為一位婚紗攝影師的想法。七十四年起，相機，成為張詠捷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份，相機也使她對「家」以外的世界產生無比的好奇。
民國七十八年，張詠捷二十六歲那年，在對自己的前途深感茫然，又得不到疼惜兄弟比疼惜子女多的父親的關愛，她懷著自生自滅的憤恨心情離開了家，到台灣闖蕩，進入《人間雜誌》。
想家、想家、想家
為了工作，張詠捷買了一部摩托車，第一次在繁華都會區騎摩托車的她，在台北市的車海中搖擺了一個月才找到平衡感。在海島封閉的教育體制下，「對真實的世界完全是被欺騙、被矇蔽、被美化，到《人間》後才知道。」純淨的她，一度抱持「攝影是要為人民服務」，要跟社會的脈動結合。當時只要有社會運動她就背著相機拼命地向前衝，要站在第一線上。七十八年九月《人間》雜誌停刊後，她到《張老師月刊》擔任攝影編輯。
在台灣的七年裡，她一方面堅守攝影的崗位奮戰不懈，在她旺盛的創作力下，思鄉的線卻一直纏藤著她，她深知一開始離開澎湖時她就渴望要回到海島，她多想肆無忌憚地吸著那鹹鹹的海風，暢快地走在海島的土地上，望著那賜予她心靈靜謐的海洋啊！每次多喝了幾口酒，她的嘴裡就不斷重覆著：想家、想家、想家，直到熱淚盈眶。
為了不想再當台北──澎湖間的空中飛人，不想再一次次離開又一次次的思念。
為了不想要被一份穩定的薪水綁住，而自己內心一直想從事的工作卻又一再延宕。
為了……，民國八十五年，她傾聽內心的聲音選擇回到澎湖。
拍照有什麼用
當張詠捷回到日思夜想的澎湖時，昔日熟悉的鄉間小道已迅速地被四線道代替，以前可進進出出開敞的鋛𠗟厝紛紛被改建，人與人之間也變得疏離；老人家走的走，年輕人也變得像新新人類。
「這十年，是個毀滅的年代，澎湖都快沒了！」一開始拍照捨棄風景專拍人物的張詠捷，在她看來島上的一切理所當然會在那裡不會消失，她為自己的習以為常而懊悔，為什麼當玄武岩變成水泥、變成消波塊時，才恍然大悟、才清醒過來，為什麼在施工的時候沒有去控訴，「至少可以用照片去控訴啊！」
六個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四的張詠捷在家族裡是個異數，大夥對她「頭殼歹去了，有頭路不去食」深感不解。對自小憑勞力打拼養活一家老少的清河公來講，努力賺錢來填飽肚子，遠比整天在外面趖來趖去拍照要實際得多。有一段時間爺孫倆衝突很大，清河公看她回山水村拍照，對著孫女劈頭就罵：「攝相有什麼路用，干也浪費厝裡的錢！」張詠捷對阿公的指責，只能默然地流下淚來。而她的父母對她一開始玩相機，並不曾表示反對，卻也沒有贊成過，仍不忘時常告誡她：「攝相有什麼路用，要出去賺錢，若無，等汝食老的時陣，看欲按怎？」
她回澎湖後，有一次去鄉下拍照，跟一位阿婆在聊天，對方看她又拍照又問一堆問題，就問她目前在做什麼，「我跟阿婆講現此時沒頭路，她一聽可能以為我是騙子，馬上就把我轟出去，很難看。」為了避免「沒頭路」所受到的異樣眼光和恐懼，張詠捷就為自己找了一項頭路--攝影老師。
張詠捷回到澎湖有段時間，對自己能做什麼仍不十分清晰。一次回山水村找清河公聊天時，阿公因她連「活活馬綁在死柱」的意思都不懂而責怪她，她自問為什麼都聽不懂上一代跟土地、跟海洋結合的生活智慧？這衝擊讓她決定再一次的學習--回歸母文化。
澎湖怎麼也有褒歌
她從書櫃裡翻出昔日所購買日治時代台灣總督府所出的「台灣俚語集覽」一書，請從小就跟她很親，現年八十二歲的外公涂連溪，一個一個解釋給她聽。在譯讀的當中，外公又跟她講相關的俚語，還告訴她昔日的生活狀況，花了好幾個月的時間，才把整本書給唸完。
她的外公從年輕時代，就常常從白沙島牽著腳踏車橫越險礁，渡海到澎湖的大小島嶼，靠著賣釣魚絲線養活家庭。他曾經送給這位愛拍照的外孫女一部Nikon FE相機，陪著她到日本沖繩島參加攝影展，一起掛照片；對她的工作卻一直沒有表示過什麼意見。
同一期間，她也經常回到山水村找清河公聊天，爺孫倆就坐在海堤上聊到夕陽西沉，阿公繼續指著上升的星斗告訴她，這是姜太公釣魚的星座，什麼是七崎八斜九倒十落的星斗。兩位阿公一直跟她講生活、講故事，她的語彙漸漸豐厚，在外面跟老人家講的話也就愈來愈沒隔閡。
在民國八十年過農曆年時，張詠捷回山水村探望阿公和阿媽，那時阿媽已經生病，躺在床上翻轉，清河公在旁吟唱著：大樹倒落是頭向天 日曝樹葉是月月蔫 彼時看妹這草賤 這陣愈看愈老然。
她從屋內化妝台上的鏡子上，瞥見濃情蜜意的阿公跟阿媽，也第一次聽到阿公竟然會唱歌，更訝異於澎湖怎麼也有褒歌。由於清河公和連溪公的啟發，張詠捷成立「河溪工作室」，希望從兩個匯集的水開始出發。張詠捷除了用相機為海島留下傑出的影像記錄外，慢慢地把主力放在收集澎湖的褒歌兼收集俗語。
用心靈的相機拍攝澎湖
張詠捷經常騎著摩托車遊走在澎湖的大小村落，尋訪採集的對象；有時好不容易找到一位耆老，但往往因對方記憶已退化、沒有歌喉或不願意再哼唱而作罷。她花很多的時間跟阿婆、阿公們聊天，而俗語經常在講故事憶往昔中自然地流露出來，每次聽老人家在講，在她腦中就出現一個個畫面，像拿部心靈的相機在拍攝她出生之前的澎湖，也一片一片組合澎湖的原貌。
澎湖的很多俗諺都來自於土地、海洋、天氣、星星。比如說：海翁（鯨魚）欲娶丁香做某，紅目眶（魚的名稱）氣到紅目，扁魚氣到歪嘴（形容倆人的不適配）。終年與海打交道的清河公，告訴她諸多有關於來自海洋的俗語；告訴她討海人在天氣預報還沒發達的時代，一些關於天候的俗諺是前人所累積的生活經驗：五六無善北（五、六月起北風，天氣就會變壞）、七八月從西而來（七、八月從西邊來的風要小心）；告訴她猴齊天七十二變，每年農曆正月二十三、二月二十三、三月二十三都叫猴齊天，在這三天出海要特別注意，尤其是「三猴鐵畚擔」最厲害。
而張詠捷跟從小討海、外表兇悍、講不到幾句話的清河公之間的情感，也經由講故事逐漸重建和融洽。
記憶力驚人的清河公告訴她的孫女，某年幾月幾日他在哪犯風（天氣突然急遽變壞），一看情勢不對，兩隻手使命地搖著櫓想回山水村的港灣，但像樓仔厝高的浪頭，卻一步步把他推向外海。她的阿媽和幾百個村人在岸上眼巴巴的望著，阿媽雙手合起一直向天公伯祈求，嘴裡一直唸著：清河啊清河啊！你要轉來啊！村人一句：愛吃歲頭哭到無人留（誰叫你貪得那貴重的魚，活該死在海上），讓她阿媽聽到更是哭的柔腸寸斷。
一生廝守著丈夫的阿媽，每回丈夫出海時她計算著歸航的時間，在岸上等候著；魚獲提到家，她捲起袖子就忙著刮魚鱗，煮一大鍋的鮮魚，要她的金孫玉孫端給村內的老人家分享。「快快樂樂」、「有大量才有大福」，是她經常掛在嘴上的話語。
透過跟阿公的談話，山水村最會唱褒歌，出口就是「四句全」的阿媽再次鮮活起來。
「以前只覺得阿媽很囉唆，後來她生病頭腦受傷不能講話，每次回去看她，就緊緊地握住我的手，她沒辦法跟汝溝通什麼，但她的心還活著還聽得到！」在山水村回馬公的路上，張詠捷懊悔地說，也讓她更加珍惜和海島的老人們相遇的緣份。
最好的朋友都是大正年間的老人
甫過中秋節，逐漸強勁的東北季風吹襲下，澎湖原本翠綠的草地一夕間變臉，枯黃迅捷地侵吞大地，湛藍的海逐漸蒙塵。
在林投村聚落外側，由鋛𠗟石圍築不到半分地的田園種著南瓜，石牆上仍殘留著絲瓜藤；八十九歲的蓮仔婆彎著近乎直角的身軀，在敗枝殘葉中尋覓絲瓜的蹤跡。
當她望見背著攝影包的張詠捷時，把早已滑落到臀部的褲腰帶往上一提，多皺的臉龐嘴角揚起一絲的笑意，近乎自語嘀咕著：人老啊，眼睛老看不清楚。要詠捷幫她仔細地在開滿公花的南瓜田上尋找母花的蹤跡，好用來做人工授粉。
陣陣的北風肆無忌憚地飛揚，吹得一旁的汽油桶嘎嘎作響，除了風聲，就只剩下兩個坐在鋛𠗟石田腳、年歲相差近一甲子的海島婦女的談話聲。
「我四十二歲才生阮海石仔，伊阿爸五十多歲就過世，死尪是割韭菜，死某有錢再娶又再來。馬公的風仙師講我是早子無吃慢子才有吃。海石的某剛來時就是太寵她，咱老的煮便便，伊天光吃飽就轉去伊外家，新來的新娘、慢來的細子勿使寵……」在一次拍攝中，張詠捷在林投村與蓮仔婆相識。
「蓮仔婆，金瓜開花是按怎？」
「金瓜開花落半腰，土豆開花是釘落土，菜瓜開花是開半坪……」阿婆豐碩的語彙，經常在談話中綻放一朵又一朵語言的花朵。
張詠捷就讀高中時有老師告訴她們，澎湖是文化的沙漠，有辦法出去就不要再回來;大陸撤台的國文教員，以近乎鄙視的心態訓誡她們：生活在海島的子民心胸狹窄又小心眼，那像大陸人心胸寬闊！這觀念一直到民國七十七年，她在海島拍攝小山羊時，站在小島上望著那無邊無際的海水，突然間整個觀念才豁然開朗--「沒錯，是很小的島，但我們的心胸我們的眼界是超越那地平線。」
「怎麼說是文化的沙漠？那甘泉只是被我們的愚蠢給矇蔽掉，一種文化的根被否定。」她每回跟老人家愈聊，愈覺得處處是寶藏，是本讀不完精彩的書，讓她的人生更加渾厚。
不願意看到澎湖語言的精華在她們這一代就斷根，不願意看到她心中的故鄉漸漸泯滅，雖然沒有經費的支援，只能靠著微薄的稿費，她仍義無反顧地向前走。
雖然張詠捷為澎湖留下上萬張的影像記錄，採集一捲又一捲的田野訪談，但她所做的工作很多人卻不能理解。每回從老人家那裡帶回豐碩的東西，她自己感動得無法入眠，但周遭卻沒有人可以分享這份喜悅，在她內心一直盼望家人至少精神上能給予她支持，「但，完全沒有。」坐在臨馬公舊漁港的家屋內，張詠捷冀望地表示，「那真的是很寂寞！我最好的朋友、能夠聊的都是大正年間的老人。」
情緒低潮時，張詠捷有時整整一個禮拜，躺在榻榻米上輾轉反側不出半步門，任由痛楚、寂寞襲擊。在心境跌落最谷底時，她那一生與海爭丈夫的阿媽「快快樂樂」的哲理再次呼喚著她，她深覺不應該這樣子痛苦的過日子，從小愛聽故事的她又再度背起攝影包、帶著錄音機，去找老人聊天講故事，而這是她孤寂時最好的療劑。
沒有白白做為一個澎湖人
民國三十四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日本節節敗戰，海島的子民天天躲空襲，原本生養島上的大海也禁止漁撈，台灣澎湖間的貨船也停航。抱著「去是死一個，毋去是全家要餓死，」清河公為了解決村人面臨斷炊的窘局，暗自招集六位山水村的村民，在天色微光中雙手划著櫓，冒著遭洶湧的黑水溝滅頂的危險，要到嘉義布袋去買蕃薯簽。
回程時，整艘船滿載著蕃薯簽，船緣離水面只剩三吋，一路搖回澎湖，當時只要一個小浪頭，吃水過重的整艘船就會沉入海底。在回航的途中又遭到美軍的轟炸，六個人在慌亂中急忙往海裡跳，美機駕駛員逼近一看，是普通漁民才放他們一馬。
船抵澎湖，前往的六人各分得重約一百四十斤的兩包蕃薯簽，剩下的一千多斤就在山水村的廟口配給給村人，一個人三十斤。之後清河公又接連兩次到布袋買蕃薯簽，第三次運回的蕃薯簽還沒吃完，台灣就光復了。
「阿公一輩子裡面大概沒有『愛』這個字眼，他的愛就是要照顧到老伴、照顧到孩子和村民們的生命，明明知道有好幾個『死』字寫在前頭，他還是要去。」張詠捷表示。
海島的男人和女人，生命像小草般柔韌，生活再困頓仍能存活下來。五十多年後，雖然戰爭早已結束，清河公的孫女張詠捷一如阿公，進行另一場價值觀的戰役，明知「難」字寫在前頭，她仍選擇這條孤寂的道路，只因對海島的愛，「精神上我很快樂，覺得至少沒有白白做為一個澎湖人！」張詠捷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