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產業
紙文化的重生
─廣興紙寮的故事
撰文●攝影／林琮盛
手工紙，
是埔里極特殊的一項傳統產業，
雖然歷史不長，
但是曾經帶給埔里人一段輝煌的年代。
在台灣各個傳統手工產業
陸續走向夕陽的今天，
埔里極力推動的產業觀光聯盟，
正好讓我們借鏡
廣興紙寮的興衰浮盪，
從絕望中，照見再生的啟示。
假日，一輛輛遊覽車開上愛蘭，載來的一車車阿公阿媽或社團學生，將佔地千坪的紙寮擠得水洩不通。黃煥彰與另外七位解說員分成八組，人人手持麥克風，從戶外的社區環境一直介紹到紙寮裡面來。
紙寮入口處種有一排作為造紙原料的樹種，鹿仔樹、馬拉巴栗、桑樹、雁樹等等，也有處理過的樹皮樣本，通過曲道，然後進入手工紙的世界。
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都是習於用紙卻不知紙是如何誕生的，因此當他們睜大眼睛看著造紙師傅如何將一桶桶的紙漿原料，化成一張張雪白的宣紙時，無不發出「原來如此」的驚嘆。
這個早上一共接待了二十七部遊覽車的訪客，直至中午一點鐘，帶隊解說的「廣興」老板黃煥彰，才有空可以喘口氣、歇歇腿、擦擦汗、喝口茶。而已經懷著七個月身孕的老板娘黃淑麗也沒得閒，除了接不完的電話與處理廠內的大小庶務外，偶爾在訪客尖峰時期還得挺著便便大腹下場解說。她趁先生剛得空坐下來時，馬上輕聲的告訴他：下午還有十八部遊覽車要來！
貼近埔里風情
這是埔里發展產業觀光的第五年，幾乎每一位到過埔里的遊客都知道這裡除了紹興酒、茭白筍、紅甘蔗、花卉及米粉外，還有曾經盛極一時的傳統產業：天然漆和手工紙。但是隨著時代變遷，這類屬於勞力密集的手工產業，在高工資及海外工廠的競爭下，也歷經蕭條而瀕於夕陽黃花。
民國八十三年起，由在地文史工作者與各界業者集思提出「觀光產業化、產業文化化、文化生活化」作為振衰起蔽的方向，為埔里的傳統產業與觀光市場開闢出一線乍見曙光的新機。這幾年來，遊覽車不再只是把埔里當作是開往廬山、蕙蓀、清境、奧萬大或合歡山的中繼站，也開進埔里，走入酒廠、走入天然漆博物館、走入手工紙寮，並透過對當地產業的認識，更貼近埔里人的獨特生活風情。
台灣手工紙的發軔
「愛蘭」是位於埔里盆地之西、眉溪與南烘溪沖積扇間的一塊小台地。台地上的四千多位住民多半靠著在溪埔田種植茭白筍為生。
「埔里因為四周是山，颱風很少吹得進來，所以我們這裡老房子的屋瓦都只是用石塊壓著，不必用黏接劑固定。」黃煥彰領著遊客穿梭在愛蘭台地上的鐵山社區的巷道中，指著一落落老厝說。而埔里也因為有高山屏障，有好水不絕，有終年陽光普照的天氣，而成為台灣手工紙的發源地。
台灣手工紙的歷史其實不長，是在日據末期才從日本引進的，距今只有六十多年的時間。雖然造紙術是中國人發明的，但諷刺的是清朝統治下的台灣至日據中期為止，由於使用的數量有限，因此台灣本身並沒有傳入製造文化用紙的技術，因而兩、三百年台灣所需的文化用紙，都是仰賴大陸或日本進口的。
直到一九三五年，日本人在遍尋台灣各地製紙的條件後發現，埔里得天獨厚的氣候和水質，實為發展手工紙的絕佳環境，因此台灣的第一座手工紙廠，就在取水方便的愛蘭橋下用竹管搭起，不過這座紙寮卻還沒開張就被那年夏季的一場大水淹沒。但是日本人並不放棄，不久在南烘溪的北岸溪埔地再度搭起紙寮，並從內地請來造紙師傅傳授日本的造紙術，因此這座名為「埔里製紙所」的小紙寮，為日後聞名海內外的「埔里紙」奠下基礎。
一場技術變革
清晨八點，一如往常，「廣興紙寮」的抄紙台與烘紙台的十幾位師傅陸續就位，沒有打卡、不用簽到，後來者與先到的人閒話兩句，就開始一天的工作。
一頭灰黑相間的髮色，下巴鬍髭亂竄的抄紙師傅，雙手抬起不鏽鋼製的Keida（篩紙器），用膝蓋輕觸按鈕，刷的一聲，如牛奶般的半透明紙漿原料已經準確的送入Keida中。他純熟的將紙漿來回晃動，有如一道極具韻律的運動，紙漿透過搖晃的過程形成纖維交叉，濾去多餘的水後，即是一張宣紙的雛型。
「今天的手工紙廠多半已經採用半自動化的工具，比起從前是輕鬆太多了。」「廣興」的創辦人，黃煥彰的父親黃耀東說。
日據時代的造紙術是屬於「古法」，以今天可用機器代勞的原料調製而言，從前是用大鐵鍋把稻草及樹皮的纖維原料煮爛，這過程中必須有人站到灶台上用長柄叉翻動原料。煮爛的草料再放入大缸裡加粉粒漂劑，一次又一次的過水漂白。漂過的草料還要先除去表皮層與細枝，再放在臼裡用人工舂打成漿料。不同用途的紙張必須使用不同的樹皮和配方，因此用什麼樹皮、放什麼配方、份量的拿捏與蒸煮的程度，都是各憑本事的不傳之祕。而抄紙與烘紙也是在器具上作了很多改善，只是不變的是這些過程都需仰賴有經驗的師傅以目測及手感來拿捏每一道步驟。
日據時代的埔里紙寮只生產棉紙，還沒有製造宣紙的能力。宣紙是用雁樹皮為主原料，纖維短而細，適合作畫寫字；而以楮樹皮為主原料做出的棉紙，因纖維較長，韌性高，適合作包裝紙或撕畫，在當時主要用來製作綁戶籍資料或公文書的紙捻燈，到了大戰末期甚至還製造出紙衣、紙鞋，及軍用降落傘的用紙。而台灣之所以有生產宣紙則是光復後，政府因要參加在日本舉辦的世運會，為準備文宣資料而緊急要求埔里這些紙廠研發出來的。從那時候起，埔里的宣紙走向風光輝煌的十年黃金歲月。
博時機，日做瞑做
民國四十八年，當時二十七、八歲的黃耀東因姐夫買下一間紙廠的經營權後，投入這個完全陌生的行業。
60年代的台灣，手工紙已經有了不錯的基礎，也由於工資便宜，生產成本較低，而逐漸打入日本的市場。黃耀東在姐夫當股東的紙廠從基本學起，尤其在調配原料上特別用心。他認為，一般人都說做紙第一要緊的技術是學抄紙、烘紙，但是那都不及調配原料來的重要。「抄紙、烘紙靠的是技術，而調配原料不只是技術，更是一門可以千變萬化的學問，而且是需要動腦筋實驗和研究的學問」。研究紙漿四十年功夫的黃耀東得意的說，任何一張手工紙只要讓他看一眼、摸一下，就可以知道它的成份和製造的奧祕。而這樣的本事就是靠著他的虛心求教及有一顆想要拆組一切紙的世界的心，所驅動出來的。
黃耀東在姐夫的「國泰紙廠」認真研究了十四年後，因父親中風需要照料而辭職回到「愛蘭」台地上的家園。當時正是台灣紙業全力搶攻日本市場的開始，埔里的紙廠都幾乎賺足銀兩，他想，憑自己的本事應該不難有一番作為，於是打定主意，自己開一家紙寮。
民國六十三年，當時身上只揣著預備要養活一家八口人的當月四千五百元月俸的黃耀東，請人來估計最基本的紙寮設備就要花十三萬五，他左思右想，最後決定「跟時機博一博」。於是向農會告貸、向親友借款，再標幾個會，湊足資金，一家最克難的「廣興紙寮」招牌，就在愛蘭台地豎起。
但由於當時紙市正好，抄紙師傅十分搶手，因此只能請一位師傅再招一位學徒來學，「人手不足，連我太太都下去學抄紙。」黃耀東說，「那時日時做，暗瞑也做。因為今天做的是拼明天的菜錢。」但也因這股拼勁和優異的品質，讓「廣興」這塊招牌慢慢穩住了。
什錦麵紙廠
就在台灣紙業因對日外銷市場大好的情況下，埔里的許多小規模紙廠都陸續冒出來，從十幾家變三十幾家，最盛時達五十幾家。而且這些小紙廠看市場需求甚殷就開始不重視品管了，胡亂做一通也送到日本去，結果惹火了日本人，於是聯合停購台灣的手工紙。
當時幾乎所有小紙廠的貨都是交由幾家大紙廠代銷，一旦日本人不買台灣的紙，小廠馬上就出現危機。幾個月後，許多體質不健全的小廠只好關門大吉。
日本人在十年間把台灣的紙價哄抬三次，又讓它重挫三次，結果埔里的手工紙黃金十年，也變成惡夢的十年。許多紙廠最後看無利可圖，但又已經投資那麼多資金，只好忍痛關廠認賠殺出；即使是倖存的手工紙廠，價格也只能任人予取予求，淪為幫日本人廉價代工的基地。而真正被剝削的就是終年辛勤工作，卻代價尚不足以維持溫飽的手抄紙從業人員。
黃耀東體會到不能再完全仰賴日本市場，於是從外銷導向變為全力轉攻內銷市場。他憑著勤奮的工作態度，加上嚴格的品質管制，當埔里其他許多紙廠都面臨歇業厄運時，「廣興」卻幾乎成為提供國內文化用紙的最大供應商。
與父親共同度過那段慘淡歲月的黃煥彰說，也因為要供應各方不同用紙的需求，所以「廣興」就像賣什錦麵一樣，什麼規格的紙都可以做、什麼用途的紙也都會做，只要有訂單來，就要想盡辦法做出來供應。「擁有這種技術的應變力，也許是我們能生存下來的原因之一吧！」
「頂真的」日本人 VS.「聰明的」台灣人
而埔里的手工紙廠也在以低價品之姿打垮日本紙業三十年後，自己終於嚐到被其他東南亞國家及大陸這些廉價勞工之地的紙廠威脅的滋味。「諷刺的是，這些威脅我們的海外紙廠，全是我們埔里的紙廠老板因成本日高而外移設立的。」黃煥彰無奈的說。
但是三十年前，日本的本土造紙業受到台灣紙廠的大空襲後，他們並沒有選擇到海外繼續做廉價紙，「日本人最讓我佩服的是他們有一份對文化的堅持和責任感。」黃煥彰有感而發說。日本有傳了十四代還堅持不輟的造紙世家，他們在敵不過台灣紙的強佔之下，為了不讓這門傳統手藝斷送，只好由數十個人的大廠慢慢縮減為數個人的小廠，最後沒辦法即使只剩夫妻兩人還是繼續做：先生抄紙、太太烘紙，他們自認為不是為了一口飯吃的造紙工人，而是一把承傳日本文化的薪火，如果他們再不做，這一線幽光，就要滅在他們手裡，他們是用這種心態來面對自己的工作的。所以為了生存，也為了整個文化使命著想，日本人發揮他們在傳統中求創新的精神，提升造紙的品質，讓量少而質精的產品，成為國外廉價紙無可取代的藝術品，藉此提高其附加價值，也使造紙業真正成為一門藝術。
「品質與信譽的堅持，讓它在眾多廉價紙中仍能屹立不搖。」黃煥彰道出他所觀察到的日本紙業的生存之道。
但是面臨同樣危機的台灣做得到嗎？黃煥彰憂心的說，其實台灣人有一些特性是很難避開這危機的。首先台灣人沒有日本人那種對一項傳統文化的堅持性，一旦別的行業比較有利頭，員工第一個想到的是跳槽到「吃好，又輕鬆」的工作上。以十年前那波房地產大興為例，居然也連帶造成埔里紙業的重挫。當時許多紙廠本來就難以為繼了，員工一看做建築工比較好賺，甚至連砌磚工人都日領三千五，因此一窩蜂都轉行。紙廠老板抱著比現在多一倍的工資找師傅，都沒人要來，紙廠自然也倒閉，而這一波倒閉風幾乎使埔里紙業一蹶不振。
同樣的如果是紙廠生意做不下去了，老板的第一個反應也常常是考慮外移，利用大陸、東南亞的廉價勞力來減輕生產成本，然後第一件事就是將產品回銷台灣，直到把國內茍延殘喘的同行打死。而台灣人追求便宜貨，不問品質的觀念，也使埔里的紙業雪上加霜。
另外台灣人難有為維護品牌和信譽而堅持的榮譽感，也是一大致命傷。
「有些台灣人是可以因為利益而不顧信譽與責任的。但是日本人做事就很『頂真』。」黃煥彰感慨的說，日本造紙師傅每個步驟都「照步來」，不偷工、不減料，你若願意加他錢，他也當作是一種肯定，而不會就粗製濫造，這是他們做事的態度。
傳缽
民國八十五年，黃煥彰從父親黃耀東手中接下「廣興」這個重擔，當時整個埔里的手工紙業已經跌落谷底，沒有人認為這是還有希望的行業。自二十五年前台中高工畢業，即選擇跟父親一起打拼紙寮事業的黃煥彰，幾乎與父親同時經歷了埔里紙業的黃金一頁與惡夢一場。
黃煥彰曾想，如果當初他選擇和其他同學一樣找個待遇優厚的公家機關待著，至今也可以領著優渥的退休金準備養老了。但是走上這條路，尤其父親要把事業交給他的那一刻，「我真的不知道未來前途在那裡。」
手工紙是一門非常脆弱的產業，它經不起市場的大震動，也經不起造紙師傅的來去異動，更經不起後繼無人的技術斷層。黃煥彰面對自己所從事的這個工作常有這樣深沉的無力感。
雖然在一般人眼中這已是一個沒有前途的夕陽產業，但是每一個環節卻都是高度的技術，也就是當臨時需要趕工時，並不是隨便任何人（外勞或鄉村剩餘人力）可以遞補的，甚至你想花短時間訓練一些人來做都不可能，因為他們都是長期累積經驗的師傅工，就是非他們來做不可。而他們也清楚自己的專長大概能發揮的領域就是這麼有限，所以他們若是有自己更多賺錢的空間，就會把低報酬的抄紙當作副業。
打拼的老板，沒有悲情的時間
在高達九十度至一百度的烘紙台前，女性師傅熟練的拿著重一公斤的毛刷，迅速的把溼紙面刷平，每一張紙大約要刷十至十五下，才能將紙烘乾。以一天平均烘四、五百張紙的量而言，她等於是要站著八至十小時之久，且手上拿著一公斤的重物，揮動四、五千次。
「慣習啦！但是不時也會被燙到。」年紀不大卻堪稱資深的廖師傅，捲起她手臂的袖子說：「二十幾年的傷疤全在這裡。還有看不見的腰酸背痛，已是每個人的職業病了。」
「現在的小姐誰要來做這種討皮痛又沒錢賺的工啊！她寧願到櫃台站一天也好過這裡。」一位年過半百的烘紙師傅道出這項產業後繼無人的隱憂。
而老板也有話要說，這二十幾年來，黃煥彰過著沒有假日，沒有休閒娛樂，連想偷個懶，看份報紙、與朋友泡杯茶喝的餘暇都沒有的生活。
「我感到很慚愧的是，不能給這群跟我們一起打拼一、二十年的員工更好的福利。甚至當很多人在為我們抱屈時，我也沒有時間為自己悲情，為自己自怨自憐。」
「要生存，我們就只能不斷碰壁，往前自尋生機。」黃煥彰道出要為這艘夕陽產業操舟，且在毫無政府奧援的情況下，摸索駛離黑暗的苦悶。
面對台灣手工紙這麼大的困境，黃煥彰認為唯一的生存之道就是跟日本一樣，走精緻化的路線。讓量少、質精的手工紙變成一個高附加價值的藝術品。這樣你的產品是其他大陸貨或廉價貨不能取代的，而且讓這種專業用紙變成是使用者來適應它，不是它們在迎合使用者，這樣紙業才有起死回生的可能。否則再怎麼降低成本，還是無法與廉價工資生產的紙競爭。
但是同時並存的另一個隱憂卻是，台灣教育長久以來的不重視水墨書畫，現在不僅書畫教育受到漠視，就連中小學校的書法課也停下來。
「如果連基礎的書法教育都沒有時，我們怎能期待未來還能培育出什麼書畫家或欣賞者呢？難道我們以後即使造出品質一流的好紙，只為了賣給有眼光的日本人、韓國人，而不是台灣人嗎？」黃煥彰憂心忡忡的質疑著。
八家接力，文化產業結盟
就在「廣興」面臨生死存亡之交，「埔里產業觀光聯盟促進會」的成立與傳統產業再造的構想，恰好使得「廣興」產生一線生機。
當時埔里幾家產業跟廣興一樣都有很深的危機感，對未來的路也很迷惘。因此常常開會開到十一、二點，討論可以怎麼做才可以走出一條活路來。畢竟那是台灣第一個私人文化產業結盟的團體，沒有人有經驗，都在摸索。不過大家都對這個「文化產業觀光化」的方式抱很高的期待。吳淑麗回憶說：「現在想起來那些日子彷彿活在幽谷仰望藍天一樣，我們把所有對未來的憧憬，都寄託在觀光上面。」
而這八家產業的共識也很強，一方面大力打廣告，讓社會知道埔里有這樣的文化產業觀光，另一方面因為沒有錢請一個專人來為這八個點做全程導覽，因此就用一種很有趣的接駁方式在彼此支持。例如有團體來參觀「牛耳石雕公園」，看完後「牛耳」就派人把他們帶來「廣興」，看完「廣興」後就由「廣興」的人負責再帶他們去「金都餐廳」吃飯，吃完飯再由「金都」送他去「龍南天然漆博物館」或其他下一站。
他們就用這種克難的方式推銷自己，而這種方式在當時也的確形成一種特色：就是私人結盟的文化產業居然能夠這麼合作無間，這樣的「埔里經驗」吸引很多人想來一探究竟，也連帶著炒熱了今天埔里的觀光市場。
讓我睡一天飽覺！
「廣興」就從為了「觀光化」那時開始，一點一滴的把簡報室充實，設計導覽路線，製作展示面板、印製解說資料等等。他們不再只是造紙的工廠及賣紙的地方，他們更是帶領國人認識手工紙製造過程的教室。
但也由於「廣興」是採免費參觀解說，所以一開放後遊客到訪率也大增。當時根本沒有餘錢請解說員，還都是黃煥彰夫婦自己兼著做導覽，「從早上起床開始忙著配料、打漿，連絡銷售事宜，送紙，若有遊客來時就得暫放手邊的工作跟遊客解說，忙到晚上關廠後還要繼續打理交貨的紙。」黃煥彰形容當時的作息像個鐵人，一天睡不到四、五小時，無時無刻不是掛著一張睡眼惺忪的臉，而兩個眼眶永遠是黑的。「當時我最大的夢想，竟然是：讓我睡一天飽覺吧！」他說。
儘管日日夜夜忙得暈頭轉向，但是那也是「廣興」最充滿希望的一年，看到遊客如織，黃煥彰說：最寒冷的冬天已經過去，未來應該不會比現在更壞吧！
茭白筍紙的文化饗宴
民國八十五年埔里的八大文化產業推出的第一道大菜就是「廣興」的茭白筍紙。茭白筍紙是黃耀東早在十幾年前就研發出來的一種手工紙，運用的原料是埔里被當成廢棄物的茭白筍殼。但是十幾年前的人看這種紙用來寫字畫畫後，會有一些地方因無法沾墨而形成白點，認為這種紙不好，所以並沒有推出市場。
十幾年後在一次與埔里的藝文界人士聚會時，聊起埔里出產很多茭白筍是可以用殼來造紙的，在座的人就提議要「廣興」做做看，於是黃煥彰重新拿出十幾年前的配方，做出茭白筍紙。
這事經媒體一報導，果真氣象完全不同以往，同樣的東西在現今看來，白點已成了一種藝術，加上它是廢物利用製成，趕上環保的潮流，更引人注意，所以一推出就受到歡迎。埔里一群關心本土文化產業的藝文界朋友和「廣興」，還熱熱鬧鬧的為這種命名為「惜福宣」的茭白筍紙，辦個盛大的「新紙發表會」。
為了教育、文化，不是為觀光
雖然近幾年埔里的產業觀光已成時尚，遊客也都把「廣興」視為觀光點，但是在黃煥彰夫婦的心裡也逐漸認清：我們只是一個願意開放給人們認識造紙產業的紙寮，還不是觀光點，充其量只能算是一個「文化推廣的場所」。
觀光，需要有相對的服務條件，也有它營利的目標，但是對於自聘解說員，而解說導覽一律免費，且其存續都尚成問題的「廣興」來說，「觀光」還是太遙遠的路。
賣文化的不如賣土產的
台灣的旅遊文化還是建立在低層次的購買土產上，對不是民生必需品的文化用品，根本還沒形成消費習慣。
黃煥彰搖著頭說，很多人看到我們假日一天湧進三、四十輛遊覽車的訪客，背後直說我們賺翻了。「是賺爆了，不只是賺翻了而已」，黃煥彰自我解嘲的說，「我們從門市賣紙的錢裡，撥出很拮据的經費來請解說員，為訪客講解，而完全不收一分錢，並不是因為我們頭殼壞掉，而是我們覺得，應該做。」
以購買土產為主要旅遊目的阿公、阿媽團，相較於同樣年齡層的日本老人遊客卻是截然不同的情況，他們是一面聽、一面問問題、一面作筆記，「人家是把旅遊當作是一種進修，當作是再教育」，那種求知的精神連做日語解說的黃耀東都不得不佩服。但也更提醒黃煥彰夫婦：要提升國人的旅遊品質，還有一大段漫長的文化教育之路得走。
你們是造紙藝術家，不是抄紙工人
對於紙廠的未來，黃煥彰靦腆笑說，不敢想要像觀光業一樣賺多少錢，只要紙寮維持得下去，他們也覺得蠻有意義的，就可以繼續做。 而雖然這是一家造紙工廠，但是他從來不鼓勵大家儘量用紙。 他常常告訴遊客，你們看到一張紙製造過程這麼辛苦，是要師傅費很大的工才能造出來的，也是要砍掉多少樹當原料才能製成，所以浪費紙張也就是浪費地球資源，如果今天我們不能珍惜每一張紙，我們的後代子孫很可能以後就會無紙可用。 「我們紙寮要推廣的不只是抄紙的知識，更重要的是要點出環保教育的重要性與迫切性。」 「文化推廣的過程其實就是一種教育，」吳淑麗進一步解釋說，許多比我們落後的國家都有自豪的文化特色，但是台灣人卻常自認是文化沙漠，只會拼命往外看。而事實上台灣不是沒有文化，只是台灣人對自己的文化沒自信，「所以我常跟員工講：『你們是造紙藝術家，不是抄紙工人』，如果你能有這樣的自信，你就會對你所做的工作充滿榮譽心和責任感。」 黃煥彰認為，大家看書畫作品只會欣賞字畫寫的好壞，都忘了紙也扮演一個要角。「廣興」的開放參觀，也是讓大家來認識到：沒有做出一張好紙的能力，是蘊釀不出好的水墨文化的。而沒有深厚的水墨文化，自然也供養不出一個優秀的造紙文化。相對的如果沒有把這個造紙的手工業提升到製紙的藝術，那麼造紙師傅永遠只是一個工匠而已。
留給台灣一個文化的寶藏
在紙寮的一角，三、四十位來自台北的小朋友，興致昂揚的就著小型抄紙台親手操作，隨著一陣手忙腳亂，互相笑鬧的嘰嘰喳喳聲四起。從抄紙、烘紙，到拓印，做成扇子，最後帶回去珍藏，廣興紙廠的這一角，儼然是一個開放且活生生的教室。
吳淑麗看著這群小朋友欣慰的說，很多學校都把這裡當作戶外教學的場所，我們提供器材和從旁指導，讓他們藉由自己來造紙的過程，親自感受一張紙誕生的不易，這會讓他們多體會一些惜福與不要任意浪費紙張的道理。同樣的即使是成人的團體也玩得很開心，有人驕傲的拿著自己做的那張「看起來很不怎麼樣」的紙四處現寶，他說這張紙再配上他的字，就是無價之寶了。的確，因為那是每個人獨一無二的創作，因此更顯珍貴與無價。
歷經三、四年的摸索與轉型，「廣興」已步上「產業」與「文化」間的這座擺渡吊橋。
也許它可以開放給社區的學校，讓學生免費來抄紙，再用這張紙供他們做畢業證書，或感恩卡片。
也許它可以讓愛蘭因為有這麼豐富的紙文化而形成紙藝之庄。
也許它可以……，那麼我想：「廣興」或「手工紙」就不只是在愛蘭寂寞的一項產業，也會是一項愛蘭人共同引以為傲的生活文化。
不久前，黃煥彰的高工同學以四十歲之齡從中船退休，輕輕鬆鬆領著三、四百萬退休金，過著安適的日子。
「我想，來日我退休時，可能一毛錢也沒有，但是如我父親所說的，他留給我們的是一個有優良文化信譽的品牌，是個無形的價值，這絕不是金錢可以衡量的。
「也許因為有我們的堅持，讓台灣的手工紙產業命脈與技術暫得延續下去，而這也會是未來台灣的文化之寶。」黃煥彰這麼說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