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論壇要不要轉型了？
——社區營造的回顧與前瞻撰文／彭明輝
走了十一年的社區營造，
累積了一些成功和失敗的經驗，
新的策略在哪裡？
資源日少，
下一階段如何因應轉進？在第一線從事社區工作的朋友，會不會感覺到「社區營造」的外在環境與工作條件正在逐漸改變，甚至於已經到了需要總結過去的經驗，積極尋求應變的可能性，以及再出發的新策略？
表面上，「社區營造」這個名詞已經成為建商突破景氣低迷的利器，和政治人物爭取選票的話題。骨子裡，身邊的朋友卻都擔心它有開始走下坡的趨勢。有人甚至開始懷疑：除了特定的地區和團體外，臺灣大部份地區從事社區營造的社會條件極其貧弱，因此有串連與轉戰的必要。本文的目的不在於提供答案，而在於提供一些反思的線索。
穩穩踩在台灣的土壤上嗎？
從雲門在新港為基金會催生算起，到現在已十一年半了；美濃愛鄉協進會從「第七小組工作站」的成立，到現在也已經快七年半；而崔媽媽租屋中心成立則將近十年，從事社區工作也已經有四年多了。對於長期從事社會運動的人而言，社區營造是一個戰略性的目標修正：從街頭走入社區，從激憤走向長期經營，從議題與事件的抗爭轉向選民價值觀的普遍再造。許多人所以會參與社區工作，正是想要「以平時不具爭議性的組織與互動，培養來日爭議性議題的支持者」。雖說這個戰略目標已經是「向下」的修正了；但是，這個向下修正的幅度，是否真的已經夠讓我們穩穩地踩在臺灣社會的土壤上？還是說，我們頂多只是踩到臺灣社會的最頂尖，以致立足仍不夠穩當？新港、美濃與崔媽媽的成長經驗，有多少是可以在全省推廣的？有多少是得天獨厚而難以在現階段推廣的？而他們在現階段最難以突破的又是什麼？
我們有沒有必要把訴求降得更低，暫時放下社區營造直接與長遠的目標（播種、插秧、授粉、等待收穫），去做一些運動性格更不鮮明的的基礎工程（犁田、除草、堆肥），等到社區工作的基層結構更強壯後，再來重提社區工作的長期議程？
譬如，在中產階級聚集的都會區，要不要挪出部份或全部人力去辦社區讀書會、社區大學、城市電子報、城市網路論壇、社區工作網路資源站（感謝崔媽媽已開始做了許多）？在傳統或農業經濟區，要不要結合經濟學者、社會學者、美術工作者與傳統產業工作者，去積極推動產業更新的議題與工作，乃至創辦「農業大學」，以便面對WTO的來到？
景氣低迷，如何度小月？
回顧過去，新港與美濃雖然是社區營造的先進，但這個運動所以會在全省蔚然成風，陳其南功不可沒。可惜的是，陳其南在文建會任內雖以公部門資源帶起風潮，卻也帶給許多參與者不合實際的願景：從文化產業、公共藝術、產業更新、社區組織、傳統空間美化，到新人類、新價值、新鄰里關係，所有烏托邦可能的最終願景都一起端上臺面。不過，他沒有辦法改變官僚體制與惡質的政黨文化，以致他的去職宣告了文建會與各縣市文化中心保守路線的復興。民進黨在全省縣市的勝選，曾經讓許多人期望：可以繼續靠公部門的資源壯大民間力量。可是，從陳水扁開始，大部份的縣市長都陷溺在選票的泥沼裡，沒有誠意與魄力去支持「曠日費時」的社會改造工程。需要抗爭的議題雖然少了，但社區工作的資源卻不見得增加，在某些縣市反而減少。
如果社區營造的工作註定要和公部門的資源保持若即若離的關係，甚至於自謀生計，經費從哪裡來？目前又值景氣低迷，民間團體如何「度小月」？美國的非營利組織平均收入的六十﹪來自政府專案委託經費，臺灣民間團體如何自處？連南方與蕃薯藤都開始接受廣告了，我們是否必須有「轉型」的因應措施（更改活動型態與訴求使它更軟性也更偏重服務性、減少動員的次數，以便擴大參與成員，甚至介入市場運作以便籌款聘請專職工作人員）？
台灣的「A to Z」手冊呢？
一本分析法國一九六七學運的書指出：革命不會單純地因為不滿的升高而自發地引燃，它發生在既不滿又很有機會以個人的努力促成改革的時候。因此，革命不是發生在執政團體最腐敗的時候，而是在腐敗的執政團體極無效率地推動一系列改革的時候（改革是可能而正當的，卻沒有人有耐性再等待下去）。當大型街頭抗議接二連三地逼迫國民黨釋出地方政權，而陳其南在文建會的改革狀似得到最高當局的默許時，似乎是社區工作最容易吸引群眾參與的時機。但是三、五年的熱情投入，正當身心俱疲時所有改革的契機卻似乎逐漸遠去，這會不會正是社區工作參與群眾最容易氣餒的時刻？單細胞生物遇到惡劣的生存環境就轉化為孢子，我們需要暫時沉潛或者轉化嗎？還是要降低訴求並擴大經營面（譬如從積極動員轉為靜態的讀書會，降低運動的純淨度改去開咖啡店）？
前述同一本書提出另一個值得深省的問題：為什麼全歐美都捲入學運，卻只有法國可以把運動升高到全國一起反省「職業的意義」這個高度？作者的答案同樣地發人深省：從啟蒙、法國大革命、一八六四、巴黎公社一系列的革命傳統裡，法文細膩的政治批判語彙已充分融入法國人的日常用語。但是，在絕大部份臺灣人的語彙裡，「左派=共產黨=毛澤東=土匪=叛亂=殺人」。
民國三十八年以後開始受中等教育的臺灣人，普遍欠缺對歐美社會運動的了解，也普遍欠缺支撐民主制度所必需的公民意識。臺灣在五十年裡完成了西方資本主義在兩百年裡對價值觀與人際關係同等程度的摧殘，卻欠缺西方過去兩世紀以來左派勢力對人際關係與價值重建的社會過程。假如社會演化的程序有一個「A to Z」的發展程序，而且是不可跳躍的，那麼我們今天社區工作的「資本累積」到底接近歐陸那個時代？一八六四？一九六七？我們又該如何根據這個事實去修正我們的長短期目標？我們有沒有必要回頭去從最基本的「公民教育」做起？我們有沒有機會去釐清這個「臺灣社區工作A to Z」的過程，以便讓所有有心投入的人更加「有跡可循」？如果沒有這個「A to Z」的教戰手冊，就隨機地全面開展社區營造，這究竟是像「無例可循，摸著石頭過河」，還是像大煉鋼、大躍進，「趨不教之兵以攻堅」？
下一階段，誰來接棒？
要談過去十年來臺灣的政治與社會改革，就不能忽視兩次學運培養出來的那一批年輕人。看到現在的大學生經常在大草坪上玩大風吹，在網路上鬼扯瞎掰，就更珍惜那批曾經經歷學運洗禮的年輕人。如今他們在那裡？過去十年來，他們可以自我剝削，無私地奉獻；現在，他們多半結了婚，剛生小孩或將生小孩，必須負起家庭的生計。我們如何安頓他們？如何讓他們可以在不愧對家庭的前提下，繼續承先啟後地進行社會整修工程？
這些年來支援第一線的工作者和社區居民面對面地溝通時，經常發現一些一再重現的死結與矛盾。譬如：
- 沒有現實利益（譬如硬體經費）的引誘，很難有效地動員居民；但是被利誘的人，卻依著他們既有的慣性，而朝著與社區營造理念相悖的方向在前進。
- 如果不用現實的利益來動員，就必須利用危機性議題。但是被危機性議題動員的人，在危機消失後並不必然會沉澱出足以在日常生活中相互凝聚的理念與工作方式，因此這份情感與組織，又不容易轉為常態下的運作。
- 由於交通發達所導致的物資與人才的快速流通，嚴重地強化了資本主義市場邏輯的「優勝劣敗」，以及激烈的市場淘汰過程。在完全沒有社會福利制度的臺灣，為了保住基本生存條件，從資本擁有者到受雇階級，每個人都戰戰兢兢地費盡力氣在保持市場競爭中的優勢。連學童都普遍三餐自理的狀況下，誰有額外的精力從事社區工作？又如何讓他們再有其它時間進一步學習社區營造的理念與技巧？
- 最要命的是，全臺灣可以組織、動員他人的領導者有多少？如何培養更多社區內部領導者或外部專業工作者，讓這些最累的人可以像值日生一樣有輪休的機會？
所有社會運動的成敗機制，都深深鑲嵌在每個社會體獨特的現實條件裡。國外的案例可以參考，卻無法抄襲。過去這些年來臺灣已經累積了一些成功以及失敗的經驗，如果有系統地加以整理並深入分析，應該可以為下一階段的「發展／轉進」提供可貴的參考。但是，誰會來接下這個擔子？社會學學者？社區營造學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