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省思》
重建，馬拉松？短跑？
撰文／野薑花
「我們所想的，是怎麼活下去……」
活下去，長途的馬拉松，
卻漸漸地，失去了社會資源的挹注，
多少災民，必須回頭依靠自己。
政府畫出的重建大餅，
在資源分配不公、黑金介入的重重困境下，
張望未來，災民的前景何在？一場921大地震，將中台灣災區住民推向「貧窮化」。從混亂救災到舉步維艱的重建，從災後撫卹到推出重建大餅，政府不斷開支票。台灣人民還來不及反應，災後撫卹的發放方式是否合宜，錢已經程序混亂地亂撒一氣。當台灣社會還來不及檢證，重建「大餅」是不是真的落在災民身上、是否符合社會正義；重建過程是不是真正建立「由下而上」的機制時，政治人物已經迫不及待展開政爭、按耐不住選舉佈樁。媒體焦點也早已跟著轉向選舉。立法委員蘇煥智氣憤地說：「各黨忙著總統的江山大夢，包括媒體，早已經把921忘了。」
沒有詳細的災害損失評估，沒有真正落實地方，兼顧災民安置、重建、生計與心理撫慰的細緻規劃，重建就這樣草率、殘缺地進行。
是台灣人太容易「遺忘」？
就像台灣人不知道，地震是台灣的宿命，不知道，一九三五年的中部大地震，造成一萬多人傷亡？
遺忘，在加速進行。
不過是921大地震後的七十多天，災區，正逐漸被非災區的台灣社會遺忘。歌舞昇平的台灣，看不見那塊經濟與心理上，落入黑暗的台灣。
在部落、在偏遠農村，甚至在「理論上」享有相對較多資源的「明星災區」，還有那些奪去太多生命，「人禍」來不及釐清的大樓住戶，有多少人在暗夜哭泣？
困境的黑洞：原住民
十一月中，入夜，南投縣仁愛鄉互助村村辦公室前廣場，一場「部落原鄉」音樂會，沒有媒體鎂光燈、沒有外援贊助，在靜謐山區，以歌聲，鼓舞著五、六百位原住民。排灣族盲人詩人莫那能，來到山區，以詩抒歌原住民每況愈下的窘境。
921大地震發生至今，互助村一度成為媒體焦點，只因為副總統連戰「到此一遊」，被當地原住民譏為只灑了一泡尿就走。政治人物走馬看花巡視災區，如何了解災民困境？
地震發生後進入互助村協助災民，「原權會」創會會員張俊傑憤怒地解釋，互助村八到十四鄰，依傍著的山壁，在地震後出現一條長達四百公尺大裂痕，110戶居民，日夜處於土石流的威脅。「只要一下大雨，上面整個崩下來，就是另一個銅門村事件，」張俊傑萬分擔心。
事實上，不只在互助村，地震發生後，至少有六個原住民部落陷入遷村的難題。
土石流威脅著弱勢族群，但是，許多原住民卻不敢離開原鄉部落。遷村要遷到那裡？離開土地，離開孕育自己的山林文化，又要漂泊到哪裡？又如何另覓生計？原住民作家、雙崎部落的泰雅族瓦歷斯．諾幹質疑：「六個部落被認為該遷村，但是，遷村的判別標準，政府一直沒告訴部落。」
經濟劣勢的原住民，眼看著已經被推向更險惡的生存環境。
互助村婦女MANI，帶著唸二年級的兒子參加部落原鄉音樂會。
地震把MANI的房子屋頂震垮了。因為擔心下雨，地震後，她急急地把屋頂補起來，卻因此，怎麼也拿不到半倒的補償。加上地震過後，中部農地、林地流失嚴重，田中的灌溉溝渠失去方向，和丈夫一起在別人農地打工的MANI，只能偶爾去拔蘿蔔。
MANI有六個小孩嗷嗷待哺，夫妻出門做工時，連同大伯的四個孩子，一起交給年邁的婆婆照顧。努力的MANI說，有機會反應意見，她就去開會，但是，「都沒有用，最後還是只能靠自己，」她喟嘆。
農村，可能起死回生？
原住民處境困難，中台灣早已陷入發展瓶頸的農村，也在這次地震遭到重創。隨著加入WTO的腳步逼近，一位失去家園的農民說：「我們還有另一次大地震。」
在幾乎被夷為平地的中寮鄉永平村街上，原本開鐘錶店的鐘信雄，在逃過一劫後，將土地無償借給村人蓋組合屋。儘管已經沒頭路，與死亡擦身而過的經驗，讓六十歲的鐘信雄看淡財富。
六○年代，中寮鄉，曾因外銷香蕉而名噪一時。大集貨廠、外地來的賺呷人，繁榮了這裡的戲院、酒家、茶室。
物換星移，香蕉沒落，鄉民改靠樹薯賺錢。作物繼續輪替，後繼的是柳丁，然後檳榔取而代之。如今，檳榔價格也下跌。
中寮鄉，猶如台灣許多農村的縮影。只是災區農村的前景更艱辛，因為這些農村在維生能力接近崩潰的邊緣，竟遇上世紀末的這場大地震。現在農民是連生計都出問題。「我們所想的，是怎麼活下去，」一位農民說。
困境中，政府公佈的重建優惠貸款，就像看得到卻吃不到的蘋果。「銀行還是要看你的抵押品和償還能力，房子沒了，空地、農地、原住民保留地，都不值錢啊，銀行為什麼要貸給你？」許多農民不約而同地說。
更有人在一夕之間徹底淪為無產階級，因為土地登記在別人名下，而唯一擁有的房子已經剷平，談什麼貸款？何況，地震後亟待重建的農村，正面臨產權不清的棘手問題，土地共有持份，增加重建的困難度。
安置告急
粗糙、看不見弱勢，任憑弱勢部落與農村落入更大的困境，構成這場重建的特徵。混亂的重建局面中，有人離開災區，有人蓋起鐵皮屋。還有許多災民，繼續住帳篷、睡工寮，居無定所，災民安置問題告急。社區工作者廖嘉展憂心地問：「現在一直談重建，但是，還有多少人沒被安置？還有多少老人、小孩住在帳篷？帳篷那裡發臭？有讓人信服的數據嗎？」
每人三千塊的租金補貼，讓身邊沒錢的災民，寧可要現金，也不敢登記組合屋。何況，要災民離開自己熟悉的環境、農地，離開社區鄰里，住進官方或部份民間興建的組合屋集村，恐怕不符合災民需求。
然而，天氣變冷，初秋轉眼步入寒冬，農曆年很快就到了，許多災區的社區工作者擔心，「災民怎麼度過這個農曆年？」
石岡鄉土牛國小危樓裡的教室，新竹北埔大隘社組成的「石岡仔重建工作站」，從解決災民安身立命的問題著手。
大隘社的工作人員黃新高指出，雖然有十九戶願意一起蓋組合屋，但因為一位地主不願出租土地，使組合屋興建遇到瓶頸。本來在東勢賣麵的小販劉村量，在地震中失去妻子，一有空就往重建工作站跑。想和鄰居一起在家附近蓋組合屋的他說：「我現在沒有家，一定先找家，沒有安定下來，我沒辦法做其他事。」
災民的安頓、生計生存無著，壓力沈重。如果問題不改善，接下來，當災民手邊的錢慢慢用完，更多的問題將接踵而至。這種「急」，豈是非災區與政治人物能了解的？
由下而上？
各種自立救濟在災區進行，災民前景未卜。
不管是重建或安置，都涉及經費的運用。災後，數百億民間捐款，以及政府的建設經費，能不能用在刀口上，遭到許多人質疑。
在政府資源分配不透明，災區經費缺乏監督機制情況下，許多志願進入災區協助災民的民間工作團隊，也面臨經費無著的窘境。
政府口口聲聲說，重建要「由下而上」，但是，政府十一月頒佈的「災後重建計畫工作綱領」，卻叫苦無資源的民間團體氣結。
十一月二十五日，「全國民間災後重建聯盟」集合來自各災區的民間工作團隊，召開一場公聽會。會中，許多人質疑，政府頒佈的工作綱領，背離社區參與的精神。
經建會擬定的工作綱領，將鄉鎮內唯一的規劃專業團隊的甄選權，以及鄉鎮重建委員會名單的決定權，都交給鄉鎮長。立委曹啟鴻批評：「號稱由下而上社區參與的重建流程，事實上只剩下鄉鎮長獨大。」
鎮長在重建過程壟斷獨大的情形，似乎已經在某些鄉鎮發生。比如東勢鎮，在東勢還沒有組成重建委員會時，鎮長已經片面宣佈採取經建會專門委員張隆盛的重建綱要計畫。「本街重建工作站」的工作者吳子鈺質疑：「開開會，張隆盛兩天不到十小時的意見溝通，就算完成社區參與嗎？」
經建會的工作綱要，根本否定社區的法定地位，也就是說，在各地社區從事整體重建工作的民間團體與災民，根本喪失向政府取得資源的法定地位。立委蘇煥智激動地說：「為什麼不給社區？沒有法源，社區去要錢像乞丐，為什麼要讓工作團隊走得那麼辛苦？」
在中央政府的工作綱領頒佈後，一些已經投入社區重建工作的民間團體，可能被判「出局」。參與中寮鄉重建的中原大學建築系教授喻肇青分析：「重建綱領看起來只有鄉鎮級的計畫，但是從社區的角度看，應該要有認真的團體和他們合作，現在的工作綱領，社區不能自主選擇他們的工作團隊，造成已經進入的工作團隊出局。」
誰分配大餅？
檯面上，重建缺乏程序正義，資源分配不公平、不透明。檯面下，重建經費恐遭黑金「綁架」的情事，暗潮洶湧。
許多人擔心，中央撒錢、基層綁樁，層層發包的黑金結構，不因地震而消失。反而在總統選舉逼近、有重建大餅可分配的情況下，使黑金結構變得更嚴密。
比如，南投縣某鄉鄉長，口口聲聲同意社區工作者對重建的建議，暗地裡，卻急著將村子裡的活動中心發包。一位不願具名的建築師，看過設計圖後說：「那樣一個粗糙的殼子，根本不需要七、八百萬。」
十一月下旬，台塑董事長王永慶接受媒體專訪時指出，根據監察委員的調查報告，政府發包的二十二所復建學校，一坪的重建經費要二十至四十六萬。台塑認養十五所學校，自行發包、監工，每坪只要二．七萬。而大陸工程在台北的頂級電腦全智慧大樓，軟硬體建設加起來，一坪也不過二十萬。
王永慶一語道破，台灣長期以來，政府缺乏效率，以及與黑金掛鉤的惡果，正在災區重建的過程中複製。
中研院院長李遠哲認為，災後至今，政府沒有真正評估台灣究竟受到多少損失，也沒有計算，漫長的重建工作，究竟要花多少錢。李遠哲認為，將需求評估出來，就算必須加稅，他相信，兩千一百萬的台灣人願意共同負擔災區一百五十萬災民的苦難。問題是，政治人物就怕提加稅失去選票。
或許，台灣社會還要質問政府，在現有的重建支出中，有多少是人民的納稅錢、人民無私的捐款，可是卻落入金權政治的大黑洞。
是馬拉松，不是短跑
重建能不能符合公平正義原則，資源是否可以有效運用，是重建美麗山城與農村的前提。如今，民間參與，恐怕是唯一能制衡政府粗糙重建、亂撒資源的力量。
不論是災區原有的民間團體，或是地震後加入災區的外來工作團隊，都亟需資源挹注，需要與政府建立良好的合作關係。
重建是場馬拉松，可是，非災區的台灣，不管是政治人物或社會大眾，卻用跑短跑的方式，急急要下場。沒有政府部門的資源與效率支撐，沒有社會力的持續挹注，災民如何孤獨地跑完這場馬拉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