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鄉人物：
我終必衰微老去
撰文／蘇文魁 攝影／吳惠蓮
我會老去，
但台灣會繼續興旺向前走。
期盼未來--
兒子會對孫子說：「在台灣
關鍵的年代裡，我一直陪著我爸爸
參與那場光榮的革命。」投入社運以及所謂在地文化的重建工作已逾十年，除了說是精疲力盡，也該說有甘有苦。
其中一樂就是找藉口台灣南北二路跑，拜訪各地社區文化工作的同好（或該說是「難兄難弟」），除了美其名經驗交流，最主要還是滿足「傾聽台灣土地最深層的聲音」的浪漫情懷，也可以「德不孤必有鄰」相互打氣。
夜遊生情
去年四月我又「受邀」去布袋認識一些在地的文化工作朋友，想到要跑那麼遠的西濱公路，沿途又有不少景點，布袋，常在聽卻沒去過，我就邀過去跟我跑不少地方的大兒子同行。有他跟班，遇到山川勝景時有人可共享，而且自己的兒子最方便當差使喚以壯聲勢。然而最重要的是漫長的路上父子同車聊天、兩三天同吃同睡，多的是溝通與爭論的機會，在這個世代中這種機會太難得了。
不過這次去布袋不是寒暑假，他爽快的說：「好，我去！幫我請假！」雖然他唸的是私立的淡江中學，一個學風自由、有人文傳統的老學校，學校對我這個家長所從事的工作也瞭若指掌，但一個高三學生要因此請兩天事假，實在是很難啟齒，沒想到學校早已把「文化工作」和他畫上等號，他那年輕的女導師對我說：「去啦！文化工作也是教育，不輸學校的。」
其實，我兒子並不全然清楚社區文化工作是什麼。到了布袋，一個晚上的座談會他只乾坐了一會兒，就向布袋的朋友借了一部腳踏車，花了兩個小時夜遊布袋的市街、夜市、鹽田小徑。我想，此後他再聽到布袋已不只是地名，而是他曾一夜遊的南部有情小鎮。（我曾在佔用他太多時間的音響上，貼上如下的銘文：登山巖、涉川海、走數十百里。有時乎露宿不寐，有時乎饑不食、寒不衣。此是多少實際學問。若夫徒雨明窗淨几、焚香讀書，恐少得力處。）
兒子離開後，大家知道他是高三學生都詫異不已。其實他整個中小學時代，都有師長質疑我的管教方式，也有「好心人」為他的宿運叫屈，最疼他的阿嬤講得白也最代表性：「你瘋了，咁著拖你仔做伙瘋。」
父子一起做長工
兒子入小學後，正是台灣社運風起雲湧的年代，我的家人也因我捲入這個漩渦。這到底值不值得？我周遭的人一直有不同的看法。
長期以來，雖然看到一些理想逐漸浮現，社會也逐漸慣於用「文化工作者」和不少美稱加諸我身上，不過對我們並沒有實質的幫助，做一個實際與台灣民眾接觸的人，都很清楚「文化工作」根本不在社會主流價值內，台灣長期在政治與經濟的扭曲下，「文化」早已成了吃飽太閒、不事生產的代名詞，「文化活動」像是雅痞玩懷舊和鄉愁的遊戲，以粧點民眾的休閒生活，這些常表現在社會資源分配者輕蔑的言語和不屑的眼神中，小百姓也習慣以「生吃不夠，怎能曝乾」的老調，對我們的堅持和獻身冷嘲熱諷，雖然我們在使命感和犧牲小我情操的自我安慰下倒是能無怨無悔，不過在長時間的心力與財物入不敷出的情況下，最先虧損的就是對家人的關懷與付出。
尤其，我那兩個兒子，他們要跟著我縮衣節食，不僅新新人類該有的享樂總比別人少一截，還得在我的動員體系中，做無償長工。早年他們只是當我們工作室的小寶，我的幹部們要分心去照顧他們，相對的，他們也提供了不少歡樂（或說是笑料）增加團隊的士氣。今天，他們已經長大成為我不可或缺的左右手，已是我活動成敗的最後一道防線。
蘇家兵團一路行進
十年來辦文化活動時打雜跑腿、選舉時發文宣掃街造勢、上街頭搖旗吶喊。漸漸我發現，他們的相陪和任勞任怨，成了我工作的最大樂趣。
記得，民國八十四年的選舉（我們是盧修一的老班底），那年老二已是國小六年級，我們父子三人首次湊在一起，我開著一部發財車，讓兄弟倆站在車上，沿途綁旗子和號碼牌。他們每做完一處拍車頂喊「好了，走！」讓我覺得父子正在打一場光榮戰役。我們自號「蘇家兵團」，那部破車我們就給它命名「蘇家敞篷車」。
但是，並不是每次都能如此讓人志高氣昂，好幾次的假日，別的少年郎吃喝玩樂去了，他們要堅守崗位（在實戰操練下沒有收工令，他們絕不會開溜，而且一個口令一個動作），有幾回我看到他們在等待活動結束收拾善後，兩兄弟因無聊而以推打拉扯嬉鬧來苦中作樂時，我都會為之鼻酸，投身社運的心志為之動搖。
兒子沒有討厭我的工作
當然，有不少人為他們叫屈，有人說我摧殘幼苗，責怪我把小孩當白老鼠，也有人對我孩子的表現嗤之以鼻，但更多的人則是對我不務正業，推孩子入「歧途」表示遺憾。當然，孩子有他們自己的路，對於他們的父親長年「不務正業」，讓他們的童年有所缺乏和負擔，將來是會引以為傲或有所怨尤，今日都言之過早，在他們身上培養出來的「本事」，是否會有效的成為他們未來的應世才能，也只能待未來去證明。
前年，看到兒子唸幼保班的作業，那是一本另類的自傳，是老師指導他們利用照片、剪報和美工設計，加上他們利用新新人類的語彙，用以推銷自己的作品，有幾頁是自己的身世。當然我最有興趣的是他如何向人形容自己的老爸。我搖著社運與本土文化的大旗，為了餬口已做過出版、國會助理、娃娃車司機、校工、高中兼課老師和不少自己都說不清的工作（反正職業欄可填「自由業」）。早已不在乎別人會由那一個切面去界定我的職業、評定我的社會價值，但卻擔心我的家人如何向別人說明我以何為生計，結果，他寫的是「我爸很有名，是個文化工作者」，看到這麼爽快的結論，我才略微放心。其實，並不只是看到兒子以文化工作者稱那一肚子不合時宜的老爸才感安慰，而是慶幸十年來他並沒有討厭我的工作。
期待他有一股生命傲氣
九○年代充滿進取精神，一連串的政治、社會和文化改革已近尾聲，我有幸與家人守在淡水這塊陣地，為台灣文化打一場有尊嚴的仗，深覺不負此生。目前雖在做收拾的工作，但仍想再撐它個二年，為的就是剛進高中就讀的老二，我仍想保留給他這樣的機會。
過去，我曾熱衷於田野調查，其中「二二八」的訪談總是讓我印象深刻，訪談對象可以分出兩等人，一種是時代觀眾，雖然交待得有條不紊，有時也慷慨激昂，但終究是道聽途說；第二種就是直接參與事變者，也許說的不多，自有「本人當年勇」那種懾人的豪情和氣慨，有一份台灣人人性中罕見的瀟灑和尊貴，我真期待我的兒子晚年也有那股傲氣和生命內涵。
九○年代是台灣社會脫胎換骨的時代，它不會再來，而我終必衰微老去，但台灣會繼續興旺向前走，我盼望我的兒子也會對他的兒子說：「我爸爸是個文化工作者，台灣在上個世紀末，風雲遽變，是社會文化改造和重塑國格的關鍵年代，那時的小孩子都在補習、打電玩，我卻一直陪我爸爸參與那場光榮的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