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當代》

靜觀歲月

撰文／馮小非
攝影／劉清儀

他在事業巔峰時，瘋狂愛上攝影，
以一年三千卷的拍攝量，
追趕攝影前輩的成績。
八十六年，
他的營造廠經營出現危機，
幾億資產在一年中化為烏有；
三年後，劉清儀重拾離身的相機，
從董事長變成一個文化工作者，
再度回到紀錄現場。
十年來，他為濁水溪上游的靜觀部落，
留下上萬張的影像，
為歷史見證。

　　認識劉清儀的人，都叫他「劉董」。的確，從他退伍後開了自己的營造廠，名片上的身分一直都是董事長，從來沒做過別的職位。到現在雖然公司都結束了，但朋友也改不過口來，於是「劉董」就成了劉清儀的別稱。

　　 劉董的拍照歷程是很偶然的，七十九年底，當時公司承接了一棟跨距超過50米的房子，為了找尋一個可以將全景容納的鏡頭，他跑了幾家攝影器材行。身上剛好帶了十萬元，就在店員的遊說下，不但買了原來的廣角鏡，還順便帶了一台萊卡相機回家，就這樣，相機成了劉董繼保齡球及釣魚後的新玩具。

　　

紀錄即將消失的事物

　　 初拿相機時，劉董沒什麼太大的想法，只是「不想當一個有錢的草包」。但公司忙，能走開的機會不多，為了練習攝影技巧，他規定自己一天要拍十卷底片，於是家人、工地、工人、停車時的街角、路上發生的車禍現場都成了練習的對象，就連 去酒家應酬相機也從不離身。

　　 和其他攝影前輩陳石岸等人親近後，他逐漸摸索出拍攝的主軸想法-- 紀錄日後即將消逝的事物。在這個基礎上，他和一些朋友持續尋找類似的題材，原住民部落、破敗的農村漁港，甚至連大陸的少數民族都成了紀錄對象。當中仁愛鄉合作村靜觀部落，紀錄時間持續最久，十年來累積的照片量高達一萬多張。

　　

隱藏的蛻變

　　 在未入靜觀前，他就常出入通往靜觀的合作產業道路，只是都停留在廬山及沿線部落一帶拍照。某次他和幾個攝影協會的朋友好奇的想：路的盡頭會是哪裡？於是就找到這個濁水溪最上游，屬泰雅族賽德克族群的靜觀部落。

　　 當時仍保持完整樣貌的部落，正切中劉董的核心思考，而事後也證明部落在劉董紀錄的十年之間，發生了巨大的變貌。

　　 八十年，劉董初入靜觀時，車子開到部落入口的馬路就得停下來，部落內是由石板階梯、土石巷道串連起來的世界。人們坐在階梯上講話、喝酒、曬太陽；房子多是由一塊塊木板拼湊而成，屋頂則是鋪鐵皮再壓石板固定。因為房子沿著坡度興建，一排排之間的高度不同，但距離卻很近，往往上方的屋子走出來，就連著下方那排房子的屋頂，孩子們也就從一戶人家的屋頂翻到另一戶人家的院裡。

　　 對劉董而言，靜觀在眾多的原住民部落中，算是保存原有文化較為完整的。舊穀倉、生火用的薪柴都還在，族人工作與過日子的方式也都還是很原住民的。只是紀錄過程中，目睹紋面祖母的凋零，日益增多的平地人，使得表面還算平靜的部落，已經嗅出變化的氣味。

　　 沒多久，美麗的原始林被平地人帶來的挖土機開墾成梯田；為了便於運輸，部落內的巷道拓寬；原本的石階通道，也被填成有坡度的馬路；之前的生活機能，皆順應新的耕作方式而改變。

　　 石板屋替換成鐵皮屋，部落裡也多了卡拉OK，本來和劉董一起拍攝的幾個朋友逐漸不再來了，因為這裡已逐漸遠離他們想掌握的「美好」異文化氣氛。但是劉董仍持續的拍攝，也不打算發表，只是像關注一個老朋友般，每隔一段時間就要上山去看一看，把上次拍的照片加洗好送給他們。也許下次去，畫面中的臉龐也都消失了。

　　

從山的主人淪為長工

　　 靜觀基督教長老教會牧師簡光雄，六年前與在靜觀出生的牧師娘徐月美回到部落，他們談論起十年來平地人與挖土機帶來的變化，已不只是單純的感傷部落的變遷，而是繼日人大規模強制遷居以來，對部落產生最大的傷害。

　　 而劉董這幾年拍攝的影像，正巧目睹了這段變化的過程。

　　 靜觀部落因位居濁水溪上游，在日治時代，即有人進來採砂金，後被禁止；而今又因其海拔高度一千五百公尺適於栽種高冷蔬菜，使得平地人大舉入侵，欲從土地中撈取暴利。

　　 十五年前，開始有平地人帶著挖土機進來，將山林開墾成大面積的梯田，種植高麗菜，當時的收成量及市場成交金額都相當可觀。後來他們更積極地找老一輩的族人，表示可以先提供開山整地的費用，且以賒帳的方式提供農藥、肥料，讓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等收成時，百分之七十的農產品歸平地人，百分之三十歸族人，而積欠的農藥、開墾費、甚至生活費，再由那百分之三十中分期償還。

　　 不了解商業運作的族人，往往在平地人獻殷勤的語言和酒精蠱惑下，簽下了五至十五年不等的契約，十年下來，整個靜觀幾乎只剩下垂直陡坡未被開發，其他的原始林則被犁成易耕作及採收的階梯平台，等著被榨取綠色黃金。

　　 除了山林破壞，這樣的契作方式實則讓族人從土地的主人變成長工，簡牧師激動地說，表面上是平地人好心的出錢開墾，但是百分之七十歸他們，百分之三十才是族人的，而且收購的價錢是由他們訂定，他們給族人一簍收三百元，外面市場可能賣到一千元，況且族人的百分之三十還要攤還他們列出的各項費用，可以說賺的錢都不夠還債，所以契約就得一直續簽下去，等於族人一輩子都得當這座山的奴隸，做平地人的奴工。

　　

從董事長變成一個文化工作者

　　 劉董開始紀錄的時期，也就是牧師所描繪的時期。雖然當時劉董沒有詳問，但在他的鏡頭中，有好幾位年輕的族人，都在盛年時亡故，有的是酒精中毒，有的是喝酒跌下山谷。捧著父親遺像的孩子們，一臉茫然地排在送葬隊伍前的畫面，一一成為部落泣血的控訴。

　　 民國八十六年七月，劉董的公司結束。 將近三年，他忙著處理債務及調整自己的心情，不再拍照。九二一地震，讓他產生重拾相機的念頭，直到去年九月，全盟執行長謝國興很想籌辦一本重建月刊，透過友人介紹，請劉董擔任攝影工作。背上相機，他又回到靜觀部落。雖然後來重建月刊未能如願出刊，但是劉董已重新回到紀錄的路上。

　　 體會了人情冷暖的劉董，從董事長變成一個文化工作者，從注重構圖畫面張力的攝影家，變成關照深層生命的影像報導家。他希望能讓人物在鏡頭中自在的與環境互動，透過影像讓人們看見隱藏的想像空間，讓高中的少女，看見自己曾是孩童時的天真表情。十年來， 許多人事物都改變了，但值得高興的是，劉董對人的熱情並未稍減，而他不再只是紀錄逐漸消逝的事物，甚至願意一起為防止消逝而努力。

　　

記憶與重生

　　 地震後，牧師和牧師娘，積極推動靜觀的社區營造，帶族人去參觀鄒族達娜伊谷，希望在部落內推動深度的觀光與顧及環境生態的自主性耕作。

　　 而劉董紀錄的這些影像，正是部落珍貴的人文資產。「如果能在部落中公開展覽，不但可讓外人了解靜觀，也可以成為凝聚族人共識的集體記憶。」簡牧師和劉董都這樣期待著。

　　 「劉先生，你又來拍照了喔！」正與族人在小酌的婦女伍麗華叫住劉董。當年劉董來拍她的大女兒時，女兒年僅三歲，如今，都已經唸高一了。劉董一面按著快門，一面說著要在部落辦展覽的構想，「好啊！要來辦展覽時，不要忘了打電話給我，我要去幫忙喔！」

　　 從記憶中獲取重生，劉董的影像紀錄，抓住了無情的歷史，填補了那一小段飛逝的靜觀歲月。